从“竹杖芒鞋轻胜马”看苏轼被贬黄州后用豁达心态治愈焦虑

公元1080年，四十五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103天，好在最后保住了性命。昔日名动京师的文坛领袖，如今却被贬黄州，成为了流放者。

苏轼

当时，苏轼刚刚调任湖州知州，例行公事写下《湖州谢上表》这封感谢信，感谢朝廷的提拔与栽培。文中写道：“臣轼言：伏蒙陛下恩命，除臣湖州知州……所至之官，未敢奉诏。”这句“未敢奉诏”，被政敌断章取义为“对皇命的轻慢”；而他此前诗作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句，也被扣上“讽刺新法、讥讽朝政”的帽子。权臣李定、舒亶等人借此罗织罪名，将苏轼押入大理寺狱。

在狱中的苏轼

入狱后他写下“梦绕云山十二万，魂飞汤火五千年”，表达了苏轼对于自己未来生死未卜，面对低谷的恐惧还有就是对于家人的牵挂和思念。好在宋神宗念及苏轼才华，加上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石等多方求情，最终免其一死，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

初到黄州时，苏轼过着“日食不过一羹一饭”的生活，靠朋友接济度日勉强维持生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近与子由（苏辙）论古今治乱，辄以言动人主，而身陷于祸。”意思就是，我和弟弟经常讨论，国家大事，我也希望通过诗文或奏章劝谏皇帝采纳良策，实现“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却没想到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政敌断章取义，成为攻击他的“罪证”。

如今每个人都在为了房贷、育儿、养老等问题疲于奔命，压的喘不过气。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说，现在超过70%的成年人因为压力的问题导致失眠，40%的人患有焦虑。当年的苏轼与现在又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是政治打压下的流放，一个是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一个失去的是仕途，一个失去的是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不管是苏轼还是现在的我们都需要寻找一种情绪出口，只不过千年前的苏轼找到了，而我们还在路上。

其实苏轼的豁达哲学也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在经历磨难后的一种顿悟。“莫听穿林打叶声”是教人不被外界的风雨干扰；“竹杖芒鞋轻胜马”是放下执念，回归本真。既有儒家“修身齐家”的自省，也有道家“顺其自然”的智慧，更兼具中医“七情致病”的养生观。

他在黄州开垦田地，种菜自给，写诗作赋。用实际行动诠释，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痛苦，而是能在痛苦中修得内心的平静。如果我们若能学会“竹杖芒鞋”，或许也能在生活的风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晴空。

有人说他是“倒霉的天才”，可他却认为，这是命运给自己安排的一场修行。

他曾在《留侯论》里写：“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句话就是他到黄州后真实的生活。刚到黄州时，他连住处都没有，只能租住在城东的一座破庙里。可他却凭借自己的能力开辟出一片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锄头代替了笔杆。他亲手种菜、烧饭，还给自己的菜汤起了个雅名“东坡羹”。这就是不怨天尤人，先从脚下这片土地开始扎根。这样的转变其实是很难的，一个曾经的笔杆子，庙堂的当政者，忽然之间身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成为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流放者”，曾经的稳定皇粮变成了需要用汗水辛勤浇筑的粟米，这样的落差，特别是当时官不劳作的社会背景下，实属不易。

可光靠劳作，终究填不满内心的沟壑。他常坐在江边，看滔滔江水向东流去，想起自己半生浮沉，不禁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忽然明白，人生不过天地一瞬，何必执着于官场浮沉？于是，他开始学着放下。他写《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说“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正是道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逍遥”智慧。

一边垦荒种地，一边在《赤壁赋》里写“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看似超脱，实则字字含泪。既想做“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隐者，又放不下“回首向来萧瑟处”的担当。儒家教他直面苦难，道家教他超越苦难；儒家让他脚踏实地，道家让他仰望星空。

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庙堂，一头通向江湖。在黄州三年，他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帖》等千古绝唱，字里行间既有对历史兴亡的感慨，也有对生命本质的追问。有人问他：“你这样的人，怎能在贬谪中还能写出好文章？”他笑着答：“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可谓进退之间，皆是修行。

苏轼为什么能在逆境中活出诗意？

我想答案就在他把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缝合在一起，既不沉溺于苦难，也不逃离现实。他在《临江仙·送钱穆父》里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人生不过是一场行路，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走过的每一步。

如今再读苏轼，你会发现他的豁达从未过时。真正的自由，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在现实中活出从容。

就像一粒种子，落在黄州的泥土里，长出了《赤壁赋》的月光，开出了《定风波》的烟雨，最终结成了中国人心中最温柔的那颗豁达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