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欲望（27）退路

第二十七章：《退路》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怀墨在临沂多待了三天。三天里他把方家老院的前后都收拾了一遍，把灶台的灰掏干净了，把院子里的柴码齐了，把堂屋那张竹床拆了收进杂物间。沈氏坐在门槛上看着他做那些事，手里攥着一块抹布，没拧干，水从指缝里往下滴，在脚边的泥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怀远在镇上跑了两天，给父亲的墓碑刻字、结丧事的账、退掉卫生院没拆封的药。兄弟两个在院子里碰面的时候不多，碰上了就点个头，各做各的。

临走的前一天，怀墨去了村东头找村支书。村支书姓李，五十多岁，是父亲那一辈的人，头发花白，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坐在村委会办公室一张掉漆的办公桌后面。怀墨说想查一下方敬堂名下那块宅基地的档案，李支书看了他一眼，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后面一排铁皮柜前面，蹲下去拉开最底下那层抽屉。铁皮柜的滑轨锈了，拉的时候发出“嘎嘎”的声响，像什么东西被从很深的地方拖出来。

他翻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封口的白线缠了两圈，纸袋面上用圆珠笔写着“方敬堂”三个字，笔画粗重，是李支书年轻时候写的。他把文件袋递给怀墨，说“你看看”。怀墨解开白线，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纸是A4大小，边角泛黄，折过三折，折痕处的纤维已经磨得有些发毛。标题印着“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下面是两行手写的字。甲方一栏填的是“方敬堂”，乙方一栏填的是“周南山”。转让标的写着“临沂县××镇××村东头宅基地一块，面积零点三亩”。日期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

怀墨看着“周南山”那三个字，手指按在纸面上。周南山。他从来没听父亲提过这个名字。他把协议翻到背面看了看，空白。李支书站在旁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没有点，在手指间转着。“这块地当年是方敬堂主动转的，手续办得快。转了之后村里就没再管了。你要问具体，得去找周南山本人。”

“他在哪？”

“成都。他老家是这边的，退伍之后去了成都，在电子科大后门那条街上修鞋。以前回来过两趟，后来就没见过了。”李支书把烟别到耳朵后面，“你爸那几年逢人就说你去了北京，考了北大。说你有出息。”

怀墨把那份协议折好，放进了自己的包里。他走出村委会的时候，九月的太阳从头顶照下来，把村道上的碎石子照得发白。他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站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一件事。父亲有一个铁盒子，以前放在床头柜里，他小时候翻过，里面有奖章、证件、几张黑白照片。其中有一张，父亲和一个穿军装的男人站在堤坝上，背后是浑浊的洪水。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与南山兄合影，1998年夏”。他当时不知道那个穿军装的人是谁，现在他知道了。他在那棵槐树底下站了很久，然后往村外走去。

他从临沂回到成都的第三天，开始在电子科大后门那一片转。那条街叫建设巷，从一环路东一段拐进去，两边全是小吃店、奶茶店、打印店和杂货铺，学生来来往往的，有人举着烤串，有人拎着奶茶杯，有人蹲在路边系鞋带。他在巷子里走了三个来回，最后在一个拐角的位置看到了一个修鞋摊。

摊子不大，一张矮木桌，桌面上摆着锤子、钳子、锥子、几卷粗细不同的线，一盒铁钉，还有半管胶水。桌脚旁边放着一台手摇补鞋机，铁制的机身锈了一层红褐色的锈，摇把被手磨得发亮。摊子后面坐着一个老人，干瘦，背微微驼着，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他的手指上全是老茧，指缝里嵌着黑色的胶水痕迹，像一道道被时间刻进去的纹路。他正低着头缝一双运动鞋，鞋面是黑色的，鞋底脱了一半，他用锥子扎穿鞋底，把蜡线穿过去，一针一针地拉紧，每一针落下去都带着一种极有耐心的节奏感。

怀墨在摊子前面蹲下来。他把包里那双旧皮鞋拿出来，皮鞋是他在成都穿的，底脱了胶，一直没舍得扔。他把皮鞋放在摊面上，说：“师傅您帮我看看。”

老人没有立刻接话。他缝完手里那一针，把线尾打了个结，用剪刀剪断，然后把运动鞋放在膝盖上，抬起眼来看怀墨。他的眼镜架在鼻梁中段，镜片上有几道划痕，反着午后的光。他看怀墨的时候眼镜往下滑了一截，卡在鼻尖上。他看了他几秒钟，目光从怀墨的额头滑到眼睛，从眼睛滑到鼻梁，从鼻梁滑到下巴，然后他摘下眼镜，用围裙的边角擦了擦镜片。

“你是敬堂的儿子吧？”

怀墨蹲在摊子前面。巷子里有人骑车经过，车铃“叮”了一声，声音从他们头顶上方掠过去。老人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稳，像钉子被一下一下地敲进木头里。“你怎么知道？”

“你长得像他。眼睛像，鼻子以上这一截像。”老人把眼镜重新戴好，推回鼻梁上段。他低下头，拿起那双旧皮鞋翻过来看鞋底，手指沿着脱胶的边沿走了一圈，指甲掐了掐橡胶的边缘，“你爸以前跟我说过，说老大长得像他，老二像他妈。你来了，那就是老大。”

怀墨蹲在那儿。九月午后的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摊面上，落在那双旧皮鞋的鞋面上。老人从桌子底下的工具箱里翻出一管胶水，拧开盖子，把胶水挤在皮鞋底脱胶的位置，用一把小刷子把胶水抹匀，然后按住鞋底和鞋面的接缝处，用大拇指压了压。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动作不急，每一步都稳稳当当的。

“我等了你十五年。”他说。声音像是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平静的，不起眼的，但掏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它一直在那里。

怀墨看着他。“周叔。”

老人点了点头。没有笑，没有多余的表情，只是点了一下头，像一个确认的动作。他把皮鞋放在一边晾着，弯下腰从桌子底下拉出一个铁盒子。盒子是那种老式的饼干盒，铁皮漆成了深红色，边角已经生锈了，盖子上的图案褪得只剩几道模糊的轮廓。他打开盖子，里面放着一层塑料袋裹着的东西。他从塑料袋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怀墨。

纸是地契，和村支书那份一模一样，但多了两样东西。左下角有一个手印，方敬堂的，红色的印泥已经发暗了，但指纹的纹路还清晰。旁边有周南山的签名，字迹方正，一笔一画，像刻上去的。地契的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是方敬堂的笔迹：“托南山兄保管，待我儿怀墨来取。”日期还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

“你爸当年让我替他保管，”周南山把地契放在桌面上，手指按在上面，像在确认它还在那里，“他说‘等我儿子来北京了再给他’。”

怀墨看着那行铅笔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两遍。他问：“为什么是等我‘来北京’？”

周南山把地契翻过来又翻回去，像在检查纸张的边角有没有磨损。“因为你爸觉得你去北京才算‘出息了’。他说老二在家种地，老大要是也待在家里，将来分家的时候这块地给谁都不好办。他说你要是去了北京，这块地就留给你，你在外面万一出了什么事，回来有个退路。你去了，地就是你的。你没去，地就是家里的。”他把地契放回铁盒里，盖上盖子，放在桌面上。“你爸那个人，嘴笨，但心里有一本账。他算的是长远的。”

怀墨坐在修鞋摊旁边的小马扎上。马扎是铁的，坐上去硌人，背微微往后仰着，他坐稳了。巷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有学生从他们旁边走过去，手里拿着奶茶杯，杯壁上凝着水珠。周南山坐回自己的位置上，拿起另一双要修的鞋，是一只女式的平底鞋，鞋跟掉了半边，他用钳子夹住鞋跟的钉子往外拔，拔一下，停一下，再拔一下。

“那块地后来拆迁了。”周南山一边修鞋一边说，声音混在锤子敲鞋跟的“笃笃”声里，“修高速公路占了。政府征了，补了一笔钱。你爸不让我告诉你，说怕你分心。钱我存了，用的是你的名字。存折在我这儿，你拿着。”

他把铁盒又打开了，从最底下摸出一张存折。绿色的封皮，信用社的，边角卷了，封面上贴着一个白色的标签，标签上打印着“方怀墨”三个字。怀墨接过来翻开。开户日期是“二〇〇六年八月十六日”。第一笔存入写着“拆迁补偿款，十二万元整”。后面每隔几个月存一笔，金额不等，有几百的，有一千的，有两千的，是利息滚存和补充款项。最后一笔是去年冬天存的，存完之后余额显示“四十七万三千六百元整”。

怀墨把那本存折举到午后的光线下面。存折的绿封皮在光里泛着一层温润的暗光，封面上的“方怀墨”三个字打印得很小，像被人小心翼翼地放上去的。他翻开最后一页，背面有一行铅笔字，不是父亲的笔迹，周南山的，字方正，一笔一画：“替你保管，分文未动。”

“周叔。”怀墨把存折合上，放在膝盖上，“你为什么不送到北京去？”

周南山放下手里的钳子。他把那只女式平底鞋放在桌面上，拿起一块布擦了擦手指上的胶水。他擦得很慢，手指在布面上来回蹭着，把每一根手指都擦过了，才开口。“你爸不让我去。他说‘你去了北京，孩子会多想，会觉得家里在给他压力’。他说‘让他自己走，走出来了自然会回来’。我这些年就守着这个摊子，等人。等一个长得像敬堂的人来问我修不修鞋。”

巷子里的梧桐叶被九月的风吹得翻了一下，露出背面浅色的叶脉。周南山把那块擦手布叠了叠放在桌角，重新拿起钳子。“你爸那个人，”他说，“一辈子不跟人说‘我爱你’。但他做的事，每一件都是那句话。他攒那本存折的时候，每个月往里存三百，有时候存五百，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他跟人说‘我儿子在北京，北大毕业的’。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怀墨坐在修鞋摊旁边的小马扎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周南山修了三双鞋，换了两副鞋跟，缝了一条皮带。他修鞋的时候不说话，偶尔哼一段调子，调子很老，像是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插曲，在巷子的嘈杂声里断断续续的，不成篇章。怀墨坐在旁边，手里攥着那本存折和那张地契。存折的绿封皮被他手心的温度焐热了，塑料封面变得温润起来。他低头看了几次存折上的余额，那几个数字他不需要数就知道是多少——四十七万三千六百。父亲从二〇〇六年八月开始，把拆迁款一笔一笔存进去，存了七年。七年里他寄回家的汇款单有几十张，每一张背面都写着“想你”“天冷了”“今年回来过年不”。而父亲自己在这边，从拆迁款里拿出一部分一笔一笔存进一本写着他名字的存折里，七年，分文未动。

太阳从巷子这头滑到那头，光从梧桐树顶落到了摊面的边缘，再落到地面上。周南山把最后一只修好的鞋放在架子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腰，骨头发出细碎的“咔咔”声。他拿起搪瓷杯喝了一口水，水在杯子里晃了一下。“天快黑了。”他说，“你回去吧。存折和地契收好。”

怀墨站起来。他把存折和地契放进包里，和那本《本草纲目》放在一起。包里的东西又多了两样，他数了一下——地契、存折、那本《本草纲目》，加上原来口袋里的十四件，一共十七件。他蹲下来把那双旧皮鞋拿起来，周南山已经修好了，鞋底重新粘牢了，接缝处抹了胶，手指按上去平整而牢固。他穿上试了试，底是硬的，但稳当。他站起来走了两步，鞋底磕在石板路面上，发出均匀的“嗒、嗒”声。

“周叔，”他站在摊子前面，“你那铁盒子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周南山把搪瓷杯放回桌上，杯底磕在桌面上“当”一声。“有。你爸还留了一封信，说等你来了再拆。但他没写你什么时候来。”他从铁盒里摸出一个信封。信封是白色的，已经泛黄了，封口用透明胶带粘着，胶带边角翘起来一点。周南山把它放在桌面上，手指在信封面上按了一下。“这封信在这里放了十五年。你要现在拆吗？”

怀墨看着那个信封。白色的信封在修鞋摊的桌面上被午后的余光照着，封面是空的，什么也没写。他把手伸向那个信封的时候，指尖碰到的纸面是凉的，但凉的下面有一层比凉更沉的东西，像有人在很久以前把什么话放进了这张纸里，然后封上了口，等着有一天被打开。他没有立刻拆。他把信封放进了包里，和存折、地契、汇款单放在一起。“回去拆。”他说。

周南山点了下头。他把铁盒盖上，铁皮盖子合上去的时候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嗒”。他坐回修鞋摊后面的矮凳上，拿起下一双要修的鞋，那是一只小孩的运动鞋，鞋头磨破了一个洞。他穿好线，把锥子扎进鞋面，一针一针地拉起来。巷子里的路灯亮了，暖黄色的光从头顶照下来，落在他的摊面上，落在他那双布满老茧和胶水痕迹的手上。

怀墨走出巷子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周南山还在那个位置坐着，低着头修鞋，背微微驼着，像一棵被风吹了很多年的树，长在同一个地方，枝桠被修剪过很多次，但根一直没动。摊子旁边那盏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身后的墙面上，很长，一直伸到巷子深处去。怀墨站在巷口，看到那个影子的时候，忽然想起父亲在村口蹲着抽烟的样子，烟头在黄昏里一明一灭。两个影子在这一刻叠在了一起，一个在临沂的村口，一个在成都的巷子，一个已经不在了，一个还在修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