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扬特：中国限制锂电池技术出口到印度，这下印度想白嫖幻想破灭

记者： 贾扬特先生，最近国际上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密集，说中国正在大规模转向锂电池、太阳能系统、电动汽车这类新型出口，不再是那个靠卖袜子、夹克、毛毯赚辛苦钱的世界工厂了。有人说这是主动升级，有人说这是被逼转型。您怎么看这盘棋？

贾扬特： 与其说这是棋，不如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换血。你以为中国是被逼无奈才转型的？错了。这是2015年就写好的剧本，叫《中国制造2025》。把时间轴拉回到十几年前。中国有两种增长发动机：一种是政府拉着房地产和基建跑，另一种是沿海工厂缝鞋、拼打火机卖给全世界，赚一美元一美元的辛苦钱。这两台发动机一度运转得炉火纯青。但当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飙到四位数、当沿海工人月薪从三百涨到三千还招不到人、当长江三角洲的河流开始变色——这个旧剧本，演不下去了。污染不再只是环保话题，它已经变成了政治议题。关闭煤矿、搬迁钢厂、限产停产，不是几个环保官员拍脑袋，是整个发展逻辑的急刹车。低端制造业可能会造成严重污染，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他们在这方面不再具有竞争力。此外，还有其他竞争对手出现。他们需要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记者： 所以退出低端制造，是因为污染和成本这双重夹击？

贾扬特： 三重。还有一个叫竞争对手。越南的鞋厂工人一个月两百美元，柬埔寨更便宜。你让苏州工厂怎么跟？这不是中国变弱了，是中国变贵了。而贵，恰恰是你想跨过的那道门槛。于是2015年，一份名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文件摆上了桌面。他们审视这个世界，说世界正处于一场技术革命之中，从人工智能到物联网等等，我们处于一个竞相抢占新技术制高点的时代，需要从基础研究到制造业进行投资。十个重点领域被圈出来——机器人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每一项都是直插西方工业心脏的技术高地。中国说的不是“我们要多做”，而是“我们需要在这些领域大力投资，因为这些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为了实现转变，他们已经开始进行政府补贴资金投入，风险投资也流入了这些领域，以确保在这些领域形成产能。

记者：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锂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出口，全是这套战略的产物？

贾扬特： 没错。你现在看到的出口产品，无论是锂电池还是电动汽车等等，都是这一政策的产物。资金流向已经转向了这些领域，并且他们表示未来仍将以出口为导向，但必须是在这些领域。因为我们在制造鞋子、毯子、拖鞋等方面已无法竞争——让越南去做，让柬埔寨去做。如果印度想做，印度也可以去做，让孟加拉去做，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领域。因为他们在这方面不再具有竞争力，而且这些产业也会造成严重污染，无法再维持下去了。但这套转型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内部张力——在中国存在一些关于是否让印度去做的争论。他们的观点是，我们为什么还要从事这种低端制造业呢？是的，上海、江苏这些富裕的沿海省份不再能做这些了，但内陆省份那些相对不那么富裕、实际上还比较贫困的省份，他们可以做。那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生产能力转移到那里，而要转移给印度呢？

记者： 这个思路很合理——与其把低端制造送给印度，不如留给自己的内陆省份。

贾扬特： 但问题来了。内陆省份与沿海相比，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性并不那么好。所以他们修建铁路、城市铁路运输，但这种运输方式在价格上仍然不具有竞争力。此外还需要转移技术、技能、人员等等，这是有挑战性的。而且这些内陆省份大多也是少数民族省份，那里曾经有过动荡，进行这种转移很困难。所以最终企业必须做出决定。如果我是一个商人，我会看看柬埔寨和越南。即使是中国商人，也会想去那里，因为有很好的港口连接，有很好的设施，利润会更高。政府对私营企业决策的控制是有限度的，在中国也一样，这就是目前存在的张力关系。所以这不是一道简单的“沿海转内陆还是沿海转印度”的选择题，企业拿着计算器一按，答案就出来了。

记者： 查理·芒格生前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更愿意在中国做生意，而不是印度。因为“在印度很难做成任何事情，印度有贿赂文化，人口过多，有种姓制度”。您觉得为什么他会这么讲？

贾扬特： 这话背后其实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如果你把1970年代末的中国和今天的印度放在一起对比，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对称：当时外面的人也嘲笑中国做生意太难，一切被国家控制，中央和地方相互扯皮，到处是索要好处的官僚，腐败是系统性的。跟今天西方投资者抱怨印度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印度多了一样叫种姓制度的出厂预装。芒格说在印度很难做成任何事情，印度有贿赂文化，人口过多，有种姓制度。我相信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挑战。差别在哪？从80年代以来，在中国有一种由中央政府领导的系统性努力，试图尽可能地对企业开放和欢迎。同样，这是以劳动力为代价的，我不想忽视这一点，但他们确实在努力确保外国资本进入并获得尽可能多的便利，因为他们需要。我认为这种认知在印度，我们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在政府消除资本面临的障碍方面的能力，无论是土地征用还是能源、水等方面，中国这方面要强大得多。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是一党制，有能力让人民做出让步，同时保持政治控制。

记者： 但印度有人会反驳说，民主体制下虽然效率低，但更“以人为本”。

贾扬特： 对，这场辩论在印度学术界一直在进行。他们承认，在民主国家做这件事显然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有人认为这也是印度的美妙之处——在围绕个人权利和劳工权利的讨论同时，你能实现这种增长吗？总是会有摩擦的，但没关系。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对资本开放到一定时候，再次出现严重的腐败，还出现了诸如癌症病例激增、隐瞒污染，隐瞒土壤污染、水污染等情况。而印度很好，有透明度，阳光是需要的。有人说当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时，人均12000美元的GDP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部分印度精英更倾向于印度的制度选择，而不是中国的。但我必须指出，这个论述有一个致命漏洞——它把“发展速度”和“人本保障”设置成了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谁规定只能二选一？印度的问题是两样都没拿到——发展速度没上去，人本保障也没做好。中国的癌症村是环境代价的真实体现，但印度恒河边的砷中毒村落、德里的毒空气、每年几十万因水污染死亡的儿童，难道就不是代价？区别在于，中国付出了代价之后开始治理了——关闭煤矿、搬迁钢厂、PM2.5从四位数降了下来——而印度的污染还在恶化中，同时工厂还没建起来。这就不是“人本”和“发展”的取舍了，这是既没有发展也丢了人本。

记者： 西方现在对中国这套玩法是什么反应？

贾扬特： 后知后觉，然后气急败坏。当中国制造停留在袜子、夹克这个层面时，西方是赞美的——“世界工厂”多好听。但当比亚迪比特斯拉还大、当中国锂电池把全球价格打掉一半、当光伏组件被中国公司包揽全球七成份额，西方突然惊醒了，开始给中国贴标签，叫它“产能过剩”，说中国用补贴扭曲竞争。西方企业意识到，随着中国在西方与之竞争的领域变得有竞争力，西方开始反击。比如在电动汽车方面，中国对本国企业提供支持，不一定全面支持特斯拉，尽管特斯拉在上海有一个大型工厂，但他们会支持本国企业，这就是为什么如今比亚迪比特斯拉规模大得多。同样，那些以合资企业形式进入的公司，迟早他们的合资伙伴获得了技能、理解了技术、掌握了流程，然后脱离出来，接着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获得补贴和支持，成为了他们以前合作伙伴的竞争对手，然后侵蚀他们以前合作伙伴的市场份额。现在他们在全球具有竞争力。你可以看到，政府系统地在这样做。我认为这是非常聪明的政策。

记者： 那印度该从中国这套经验里学什么？不该学什么？

贾扬特： 印度也应该这样做。印度政府特别是本届政府其实已经部分这样做了。最该学的是那三个字：敢开门。我希望印度对外国资本、外国人才和外国技术更加开放。没有理由上海可以有纽约大学的校区，而我们却似乎无法让外国教育进入印度。我们一直在抱怨印度存在人才外流的问题，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往往会离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我们一直为国内没有足够的教育能力来吸纳学生而苦恼，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和外国教育开放呢？这也能解决失业或技术方面的问题。你需要为国家引进更多的知识和能力。如果有其他人愿意带来这些，当然他们是为了盈利，那就让他们带来吧。我们应该欢迎，而不是因为害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而自我封闭。当一个被认为偏执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能自信地做到这一点时，我认为印度应该也能够自信地做到类似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做法中吸取经验教训。但印度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开放的前提是你能消化开放带来的冲击。中国当年开放是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先铺好，义务教育先普及，地方政府有招商竞争的压力传导。印度开放外资教育、开放外资技术，这些都没问题，但你得同时修路、修电网、修港口、修女童上学的校舍。否则你只是把最好的学生送出去读纽约大学，然后他们再也不回来。中国经验告诉印度的不是“你该抄哪道题”，而是“先修好承接知识的土壤，再打开引进知识的大门”。至于代价，中国走过的那段弯路——污染、隐瞒、过度压榨劳动力——印度不需要再走一遍。它可以既开放又保护，既增长又透明，既追赶又不复制苦难。这才是真正聪明的后来者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