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是阴阳先生他临走前告诫我：宁可穷死，也别赚这两种人的钱

大伯是阴阳先生，他临走前告诫我：

宁可穷死，也别赚这两种人的钱。

大伯走的那天，雨下得缠缠绵绵。他躺在竹席上，瘦成一把枯柴，眼睛却亮得吓人。我握着他的手，骨节硌得我手心发疼。他嘴唇翕动，气若游丝，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他说：

"小七，记住……宁可穷死，别赚……两种人的钱。"

"哪两种？"我追问。

他没说完。手一松，眼睛还睁着，望向房梁上那只黑漆漆的燕子窝。窝是空的，燕子去年秋天就走了，再没回来。

大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阴阳先生。看风水，择吉日，驱邪镇煞，一辈子没攒下什么钱，但活得硬气。他教我画符，我画了三年连个"敕"字都写不端；他让我背《玉匣记》，我翻了两页就打瞌睡。他说我不是这块料，也罢，学门手艺饿不死人。我便学了修鞋。

鞋摊支在镇东头的老槐树下，一摆就是八年。

来人形形色色。有穿胶鞋的泥瓦匠，有蹬高跟鞋的售货员，有牵着孙子的老太太，鞋跟磨歪了拿来钉。我手上磨出茧子，眼里练出火候——什么鞋该用什么线，什么皮该用什么针，一搭手便知。

那天傍晚收摊，来了个女人。

她站在槐树的阴影里，穿一件褪色的碎花裙子，脚上一双塑料凉鞋，鞋面裂了口子。我低头修鞋的间隙，瞥见她赤着的脚踝，白得没有血色。

"师傅，"她声音很轻，"能补吗？"

我接过凉鞋，翻过来看了看鞋底。"能。五块钱，明天来拿。"

她点点头，从口袋里掏钱。动作很慢，手指细长，指甲修得干干净净。她递过来一张五块的，我伸手接——指尖碰到她指尖的那一瞬，我打了个寒颤。

凉的。冰块一样的凉。

我抬头看她。暮色里她的脸模糊着，五官像被水洇过的墨，看不真切。但那双眼睛很清楚，漆黑漆黑的，没有光。

她转身走了，碎花裙摆扫过地面，没有声音。

我攥着那张五块钱，坐在马扎上发了半天呆。钱是真的，纸钞上还有体温般的余温。我把钱揣进兜里，收拾好工具回家。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回放大伯临走时那句话："两种人的钱……两种人的钱……"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老槐树还在，鞋摊还在，工具箱里那只凉鞋却不见了。我翻了个底朝天，没有。兜里那张五块钱也不见了。口袋空空，只剩一层细灰，指头捻上去，灰白的，像烧透的纸钱。

中午我找到邻镇的王瞎子。王瞎子九十多了，跟大伯生前是故交。我把事情一说，他抽着旱烟沉默半晌，烟锅在鞋底磕了三下。

"你大伯说的第一种人，"他喉咙里含着一口痰，咕噜咕噜的，"就是活人死人分不清的那种。她给你的钱，是阳间的纸，到了阴间就是钱；可她给的钱，到阳间就成了纸。她拿阳间的钱买阴间的账，你接了，人就没了。"

我后脊梁一阵发麻："什么人会这样？"

"横死的人。心里有事没办完，卡在阴阳缝里出不去。"王瞎子叹了口气，"她求你修鞋，修完大概就要走了。鞋没了，她就走不了。你今晚留意着点。"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轻轻的，一步，两步，绕着屋角转圈。我从门缝里往外看——月光底下，一双赤脚站在槐树影子里，脚踝白得晃眼。碎花裙摆晃了晃，没风。

我一夜没睡。天亮推门出去，鞋摊的工具箱敞开着，那只凉鞋端端正正放在最上面，裂口缝好了，用的是我从来没用过的针法——针脚细密整齐，像一朵朵绣上去的碎花。旁边压着一张五块钱，崭新。

我攥着那张钱追到镇上。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女人。早点摊的老板娘说，昨天傍晚见过，往西边坟地去了。

我跑到坟地。新坟旧冢层层叠叠，松柏森森。最边上有一座小土坟，坟前压着纸钱，被露水打湿了。碑上的照片是个年轻女人，穿着碎花裙子，对着镜头笑。碑文写着卒于三年前，车祸。

我蹲在坟前，把那五块钱烧了。火苗蹿起来的时候，钱上浮现出淡淡的字迹，一闪就没了。我好像看见两个字，又好像什么都没看见。

后来我再没碰见过她。鞋摊照摆，日子照过。可每回接到那种崭新的五块钱，我都要对着光仔细照一照。照到第三次，我终于明白了大伯没说完的话——

第一种人，是已经不在阳间，却还惦着阳间事的人。她的钱你别收，收了心就跟着走了。

那第二种呢？

又过了两年，一个男人来修鞋。皮鞋锃亮，鳄鱼皮的，鞋底磨穿了一个洞。他坐在马扎上，跷着二郎腿，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打电话："……项目拿下就行，管他地基底下埋过什么……那些钉子户，给钱就搬了……"

我低头修鞋，锥子扎进鞋底时，听见男人冲着电话补了一句："人死了就死了，赔点钱的事。"

锥子尖一滑，刺进我拇指。血珠冒出来，落在鞋面上，像一颗硃砂。

我抬头看他。他挂了电话，冲我笑，牙很白，眼睛很亮。亮得过了头，像两盏纸糊的灯笼，里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我把鞋子递回去，没收钱。

他终于走了。我坐在槐树底下，拇指还在渗血，把那滴血点在工具箱的盖子上。

我好像知道第二种人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