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到凌晨仅赚三十元，寒心的不是收入，是只询价不消费的路人

摆摊到凌晨仅赚三十元，寒心的不是收入，是只询价不消费的路人

引言

人穷的时候，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怕惊着财神爷。可财神爷大概是嫌我那摊子太小，总绕道走。后来我才晓得，真正的寒心不是兜里没钱，是那些蹲下来问半天价，最后拍拍手起身走人的眼神——那眼神里头不是买不起，是嫌你这个人都不配挣他那几块钱。这话是顾长河跟我说的，那晚在桥头，他捏着三张皱巴巴的十块钱，嘴唇哆嗦着，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三圈，愣是没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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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叫曹二庆，今年四十出头，在城南老槐树巷子口摆了六年地摊。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我这条街上混饭吃的，谁不认识顾长河。

头一回见顾长河是三年前的腊月天。那天冷得出奇，巷子里的穿堂风像刀子似的往人骨头缝里钻。我缩在摊子后头，捂着耳朵跺脚，心里琢磨着这鬼天气怕是又白熬一宿。就在这时候，巷子口进来个人，推着辆破三轮，车上堆着些麻绳、竹竿、塑料桶，杂七杂八的，像个移动的杂货铺。

那人看着六十岁上下，瘦得跟麻秆似的，脸上的褶子能夹住一粒米。他穿着件老式军用棉袄，袖口磨得发白，露出里头灰扑扑的棉花。帽子是那种早些年供销社卖的蓝布棉帽，帽檐耷拉着，遮住半张脸。

他把三轮停在我旁边的空位上，朝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老哥，这儿能摆吧？”

巷子口这地方早就默认是我的地盘，平时谁来我都得横两句。可那天不知怎么的，看着他那张笑脸，我鬼使神差地点了头：“摆吧，这地方又不是我家的。”

后来熟了才知道，顾长河那年五十八，老家在河南商丘下面一个叫顾家庄的地方。种了大半辈子地，供儿子念完大学，儿子在广州成了家，想接他去城里住，他住了两个月就跑回来了。他跟我说，城里的日子闷得慌，楼上楼下的人都不认识，想找人唠嗑都找不着，还不如出来摆摊，好歹能见着活人气儿。

顾长河的摊子起初只有十来样东西，最值钱的是他自己编的竹筐，一个卖三块钱。我说他定价太便宜，现在早没人稀罕这手艺了。他就笑，说竹子是后山砍的，不要本钱，三块钱他也是赚的。

他自己还发明了几样东西，比如用旧塑料桶改的花盆，底下钻三个眼，他说这样浇水不会烂根。还有用麻绳编的杯套，套在玻璃杯外头，端热水不烫手。说实话，这些东西现在真没多少人买，年轻人嫌土气，上年纪的觉得不值当花钱。可顾长河每天还是认认真真地摆，每样东西都擦得干干净净，竹筐的毛刺用砂纸打磨得光滑，杯套的线头全剪掉。

他老婆叫赵巧凤，比他小三岁，在城东一户人家做保姆，一个月两千二百块钱。两口子租住在老槐树巷子最里头一间平房里，一个月三百五十块。那房子我去过一回，进门就是床，床边摆个煤炉子，墙皮掉得跟癞子头似的。赵巧凤在墙上糊了一层旧报纸，报纸上头贴着一张他们儿子的照片，小伙子穿着学士服，笑得一脸灿烂。

那张照片，赵巧凤每天都要擦一遍，用手指头轻轻地，顺着相框的边儿一点点抹过去，生怕落一点灰。

顾长河摆摊的时间很固定。每天下午四点半出来，凌晨收摊，有时候到一两点，有时候到三四点，全看能不能多卖几块钱。他吃饭也不讲究，从家里带个搪瓷缸子，里头装点剩饭剩菜，到饭点了蹲在三轮车旁边，呼噜呼噜扒拉几口。有一回我看见他缸子里就两块咸萝卜疙瘩，底下的白饭都硬了，他啃一口萝卜咽一口饭，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嚼得很慢。

我问他咋不去买碗热面条，他说不爱吃外头的东西，嫌味精放太多。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他是舍不得。

一碗素面三块钱，够他卖一个竹筐的。他哪里是不爱吃，是算着算着就觉得不划算。

那时候我还没想到，这样一个省吃俭用的人，最后会让我的心揪成一团。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顾长河每天出摊收摊，有生意的时候乐呵呵地招呼，没生意的时候也不见愁眉苦脸。他跟每个过路的人都能聊两句，不管人家买不买他东西。巷子里有个捡破烂的李瘸子，走路一高一低的，顾长河每次都塞给他两个馒头，说是早上买的没吃完。李瘸子嘴上不说谢，每回都冲他点点头，把馒头揣进怀里，一瘸一拐地走了。

还有个卖红薯的老周头，摊子在巷子另一头，顾长河隔三差五用竹筐跟他换红薯。老周头说他占便宜，他也不争辩，嘿嘿一笑。

这样过了大半年，到了那年秋天，顾长河突然好几天没来摆摊。

头两天我没在意，心想可能是家里有事。到了第三天，他还没出现，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这人不兴歇摊的，刮风下雨他都雷打不动地出来，有一回下大雨，巷子里就剩他一个摊位，他披着块塑料布缩在三轮车底下，硬是守到半夜才回去。

我给老周头递了根烟，问他知不知道顾长河咋了。老周头把烟夹在耳朵上，叹了口气：“他老婆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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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赵巧凤是在雇主家擦窗户的时候晕倒的。

那天她踩在凳子上擦二楼窗户，突然眼前一黑，整个人软绵绵地栽下来。好在楼下是草坪，没摔出大毛病，可送去医院一查，血糖高得吓人，还有贫血，白细胞低得不像话。

医生说得住院观察几天，可赵巧凤一听住院两个字，攥着床单的手指节都白了，一个劲儿摇头：“不住，我不住，住一天好几百呢。”

顾长河那天赶到医院的时候，赵巧凤正跟医生僵着。她坐在急诊室的椅子上，脸色蜡黄蜡黄的，额头上全是虚汗，嘴唇干得起皮。她看见顾长河进来，嘴一瘪，眼眶立马红了，可就是没哭出声。她拽着顾长河的袖子，小声说：“长河，咱回家，我没事，真的。”

顾长河没听她的，跟医生问了半天，最后答应先住三天观察。办住院手续的时候，他去交押金，收费窗口的小姑娘说一千块。顾长河的手伸进棉袄内兜里，摸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头是个布包，布包打开，里头是一沓钱，十块、二十、五十的都有，用橡皮筋扎着。

他一张一张地数，数得很慢，嘴唇微微动着。数到八百六十块的时候，停住了，又把钱翻过来数了一遍，还是八百六。

他站在收费窗口前头，低着头，一动不动。

后头排队的人开始催了，有个女人尖着嗓子说：“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顾长河抬起脸来，赔着笑：“马上，马上。”然后又伸手去翻裤兜，翻出来几个钢镚，一共一块三毛钱。

最后还是老周头给我打电话，我赶去医院垫了二百块，这才把住院手续办了。

赵巧凤住在六人间的病房里，靠门的那张床。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侧着身子躺着，眼睛望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顾长河坐在床边的方凳上，手里拿着个橘子，一点一点地剥，剥得极慢，好像那不是橘子，是什么要紧的活计。

“嫂子，感觉咋样？”我把一兜子苹果放在床头柜上。

赵巧凤转过头来，扯出个笑：“二庆兄弟你破费了，我没事，住两天就好。”她说话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费力气。

后来我才知道，赵巧凤这身体早就不行了。她在雇主家干活，人家中午管一顿饭，她为了省晚饭，早上不吃饭，晚上也不吃饭，一天就指望着中午那顿把自己填饱。有时候雇主家剩菜不多，她也不好意思多盛，半碗米饭就着一点菜汤就对付过去了。

一个月两千二百块，她寄一千五给儿子还房贷，剩下的交房租、买药。她自己常年吃一种叫二甲双胍的降糖药，最便宜的那种，一瓶六块钱。就这药，她也是隔天吃一片，怕吃完了还得花钱买。

顾长河坐在病床边，把剥好的橘子递给赵巧凤，赵巧凤接过去，分了一半递回来：“你也吃。”

“我不爱吃橘子，酸。”顾长河摆摆手。

赵巧凤没再说什么，把橘子一瓣一瓣地放进嘴里，嚼得很慢，像是在品什么山珍海味。

那天从医院出来，我跟顾长河蹲在走廊里抽了一根烟。医院走廊的灯管坏了一根，一闪一闪的，照得人脸上一明一暗。顾长河抽了口烟，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被穿堂风吹散了。

“嫂子这身子，得当心啊。”我说。

“嗯。”他应了一声，把烟头摁灭在地上，又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二庆，今儿欠你的二百，过两天我凑齐了还你。”

“不急，不急。”我连忙说，“你踏踏实实的。”

他没再说话，只是望着走廊尽头，那里有扇窗户，外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赵巧凤住了四天院，出来的时候人瘦了一圈，眼窝陷下去，颧骨突出来。医生开了药，让她好好养着，多吃点有营养的。赵巧凤嘴里应着，出了医院大门就把药方子揣兜里，问顾长河：“花了多少钱？”

顾长河没敢说实数，含糊道：“没多少。”

赵巧凤没追问，上了公交车，靠着车窗，闭着眼睛。顾长河坐在她旁边，把手搭在她膝盖上，轻轻地拍着，一下一下的，像是在哄一个孩子。

回到老槐树巷子那天傍晚，顾长河就又出摊了。他把三轮推出来，一样一样地把东西摆好，竹筐、杯套、塑料桶、晾衣架、苍蝇拍、老鼠夹子，摆得整整齐齐。他蹲在地上，用抹布把每样东西都擦了一遍，连竹筐底下的泥点子都不放过。

我正招呼着一个买袜子的大姐，眼角余光瞥见他摆好了摊，就靠坐在三轮车边上，手里捏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赵巧凤给他蒸的馒头，已经凉透了，硬邦邦的。他啃了一口，腮帮子鼓起来，嚼了半天才咽下去，又从兜里摸出个玻璃瓶子，里头灌的凉白开，咕咚咕咚喝了几口。

那天晚上没什么生意，巷子里稀稀拉拉的几个人，都是吃完饭出来遛弯的，没人往摊子上多看一眼。顾长河也不着急，就那么坐在那儿，偶尔有人走过来瞅一眼，他就站起来招呼：“要看看吗？竹筐，手工编的，结实得很。”

“多少钱一个？”

“三块。”

“三块？”那人撇撇嘴，把竹筐翻过来看了看，又放下，“便宜倒是便宜，但是没啥用啊。”

然后转身走了。

顾长河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然后慢吞吞地坐回去，继续啃他的馒头。

类似的事情，我见过不知道多少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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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有一回，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是十月份的一个晚上，天刚擦黑，巷子里来了个穿黑夹克的中年男人，头发梳得油光光的，手里提这个公文包，看着像是什么公司的业务员。他在顾长河的摊子前头停下来，蹲下身，把那个竹筐拿起来仔仔细细地看。

“这个筐能装多重？”他问。

顾长河赶紧站起来，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说：“三四十斤没问题，这竹子是后山的老竹，韧性好。”

“哦。”那人又拿起一个杯套，“这干啥用的？”

“套杯子的，玻璃杯泡茶烫手，套上这个就不烫了。”

“多少钱？”

“杯套一块五，筐三块。”

那人把杯套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又问：“有新的吗？这个看着有点脏。”

顾长河连忙从三轮车底下的纸箱子里翻出一个新的，用塑料袋包着，递过去：“这是新的，没用过。”

那人接过去看了看，又放下，又拿起旁边的塑料桶：“这桶呢？干啥的？”

“养花也行，装东西也行，底下的眼我自己打的，透气。”

“哦。”

就这么着，那人在摊子前头蹲了将近十分钟，把每样东西都问了一遍，有的还问了两遍。顾长河不厌其烦地解释，问他买来干什么用，给他推荐最合适的。那人时不时点点头，说“可以可以”、“不错不错”，可就是不掏钱。

最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行，我改天来买。”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顾长河站在那儿，看着那个人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慢慢蹲下来，把被翻乱的东西重新摆好，摆得很仔细，像是要把每样东西都摆回原来的位置。

我忍不住了，走过去递给他一根烟：“长河，你别往心里去，这种人多的是。”

他接过烟，捏在手里没点，低声说：“没事，人家问清楚了再买也是应当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一潭死水。可我看见他捏烟的手指头在微微发抖。

那天晚上，他的摊子一共卖出去一个杯套，一块五毛钱。收摊的时候他跟我说，好歹没白来。

我没搭话，心里头堵得慌。

你们大概不知道，摆地摊最让人寒心的，不是没人买你的东西。是你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在你摊子前头蹲了十分钟，问东问西，问长问短，把你的东西都摸了一遍，最后拍拍屁股走人，连一分钱的东西都不买。

那感觉，就像是你把自己摊开来给人看，人家看完了，说一句“还行吧”，然后转身走得比谁都快。

顾长河从来不抱怨这个。他只会说，人家不买是人家的事儿，咱把东西摆好，该来的总会来的。

可我心里清楚，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头不可能是这么想的。有一回半夜收摊，他蹲在地上捡散落的零钱——那天他就卖了七块钱——捡着捡着突然不动了，就那么蹲着，脑袋低着，肩膀微微耸起来。

我在旁边看着，没出声。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把钱揣进兜里，朝我咧了咧嘴：“走，收工了。”

那笑比哭还难看。

那年冬天特别冷，十二月份就开始下雪。老槐树巷子的石板路结了冰，走上去直打滑。我跟顾长河还是天天出来，缩在军大衣里头，一人抱着个热水袋。

赵巧凤的身体一直不见好，反反复复的，有时候看着精神了，过两天又蔫了。顾长河不让她再去当保姆了，怕她再晕倒。赵巧凤闲不住，就在家里纳鞋垫，一双卖三块钱，让顾长河摆摊的时候顺带卖。

那鞋垫纳得真好，针脚密实，花色也鲜亮。我老婆买过两双，说穿着舒服，吸汗。可再好也就三块钱，一天能卖出一双就算不错了。

顾长河开始琢磨别的事，他去建材市场批了些铁丝、钳子、铁皮，自己学着做晾衣架。先把铁丝弯成衣架的形状，然后用铁皮包住接头的地方，用钳子拧紧。做出来的衣架歪歪扭扭的，看着挺寒碜，但是结实，挂冬天的厚被子都不会变形。

他给衣架定价一块钱一个。我说你疯了，一块钱一个你赚什么？他说铁丝一分钱一根，铁皮是边角料论斤称的，成本也就两毛钱，一个赚八毛，不少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说他的账算得太实在了，实在得让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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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转年开春的时候，老槐树巷子里新开了家两元店。

那店一开，我跟顾长河的生意就更差了。人家的东西都是从义乌批来的，样子好看，还便宜。顾长河的竹筐跟人家的塑料收纳筐一比，确实显得寒碜了。那些杯套更是没人要了，两元店里花花绿绿的硅胶杯套，比麻绳编的好看十倍。

顾长河去那家两元店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我问他咋了，他说人家东西真全，啥都有，还便宜。

“我那些东西，怕是没啥人买了。”他叹了口气，声音低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我说咱换个地方摆吧，去东门菜市场那边人多。他摇摇头，说那边摊位费一个月三百，他交不起。

其实不是交不起，是不敢交。交了摊位费，万一还是卖不出东西，那三百块就打了水漂。他宁可在老地方耗着，好歹是免费的。

那段时间，顾长河的摊子经常一晚上只卖两三块钱的东西，有时候一晚上什么都不卖，就那么干坐着。

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了。

以前他见谁都乐呵呵的，现在常常是呆呆地坐在三轮车边上，眼睛望着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在想什么。有时候有人停下来看东西，他也不再那么积极地招呼了，就那么看着，等人家问了他才答一句。

我心里头着急，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摆摊这种事，谁有本事谁挣钱，没本事的就只能看天吃饭。像顾长河这样的，东西不稀罕，手艺不独特，价格再便宜也没人买，能怪谁呢？怪他不努力吗？可他每天准时准点地出来，刮风下雨都不歇着。怪他不会做生意吗？可他对每个顾客都客客气气的，从来不坑人。

后来有一天，巷子里来了个拍视频的小年轻。

那小伙子二十出头，手里举着个手机支架，后头还跟着个同伴，一看就是搞什么短视频的。他在顾长河的摊子前头停下来，把镜头对着那些竹筐、杯套一顿拍。

顾长河有点懵，不知道这人要干啥。

小伙子拍够了，把镜头对着顾长河的脸：“大爷，您一天能挣多少钱？”

顾长河紧张了，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结结巴巴地说：“也、也没多少。”

“没多少是多少啊？”

“有时候二三十，有时候三四十。”

小伙子点点头，又拍了几秒钟，然后说了句“谢谢大爷”，就走了。

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顾长河望着那两个年轻人的背影，喃喃地说：“这是要上电视吗？”

我说不是，那是拍短视频，发到网上让人看的。

他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然后问我：“那他拍了我，是不是能挣钱？”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天晚上收摊的时候，顾长河突然问我：“二庆，你说我这摊子，是不是真的没啥意思？”

这话把我问住了。他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以前再怎么难，他都咬牙撑着，嘴里从来不泄气。可那天晚上，他的眼神空洞洞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抽走了魂儿。

“长河，你别瞎想。”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摆摊嘛，有好时候有歹时候，熬过去就好了。”

他惨淡地笑了笑，那笑容在路灯底下显得格外凄凉。

“熬啊，我一直熬着呢。”他低声说，“可啥时候是个头呢？”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老婆问我咋了，我说没事，就是心里头堵。她没再问，转过身去睡了。我一个人瞪着眼睛望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顾长河那张笑脸底下的苦相。

他跟我一样，都是最底层的小摊贩。可我觉得他比我更难。我好歹年轻几岁，力气还够用，实在不行去工地搬砖也能挣点钱。顾长河五十八了，身体又不好，赵巧凤还病着，儿子在外地顾不上他们。他能干啥？他只能守着那个破摊子，一天天地熬。

可他还在熬。

第二天傍晚，顾长河照常来了。他把三轮停在老地方，把东西摆好，然后坐在那里，手里捏着个馒头，慢慢地啃。

我走过去，往他手里塞了两个茶鸡蛋。他愣了一下，抬头看我。

“我老婆煮多了，你帮我吃了吧。”我说。

他看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低下头，把茶鸡蛋小心地揣进兜里，说：“给巧凤留着。”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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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子就这么慢吞吞地过着，像老槐树巷子口那棵歪脖子槐树的叶子，春天发了芽，夏天绿了，秋天又黄了，一年一年，没什么变化。

顾长河还是每天出摊，收摊。赵巧凤还是隔三差五地犯病，犯病的时候脸白得像张纸，不犯病的时候就在家纳鞋垫。两口子省吃俭用，把攒下来的钱都寄给了儿子。

有一回我问他，儿子知道你们这么苦吗？

顾长河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在广州买了房，房贷压力大，媳妇又生了二胎，两个孩子要养。他也难。”

这话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我听出来了，他说儿子“也难”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当爹的人才有的理解和心疼。他觉得儿子在大城市打拼不容易，所以自己苦一点没什么。他从来没想过，他在这条破巷子里摆摊，一晚上挣个三五块钱，才是真的难。

那天晚上，巷子里来了个抱孩子的女人。看着三十来岁，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红棉袄，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男孩。那孩子脸蛋红扑扑的，像是发烧了，蔫蔫地趴在女人肩上。

女人在顾长河的摊子前头站住了，看了一眼那些杯套，又看了一眼竹筐，最后目光落在一个小花盆上。

“这个多少钱？”她问。

“两块五。”顾长河说。

女人犹豫了一下，把孩子往上颠了颠，腾出一只手来掏兜。她翻遍了两个口袋，找出来一把零钱，一毛的、五毛的、一块的都有，数了数，才一块八毛钱。

“我只有这些了。”她的声音很小，小得像是怕人听见。“孩子发烧，刚从诊所出来，钱都花完了。这个花盆，能不能便宜点？”

她说着，眼眶就红了。

顾长河看了看她怀里的孩子，那孩子烧得迷迷糊糊的，小脸蛋通红，嘴唇干裂。

“你拿着吧。”顾长河把花盆递过去，“不要钱了。”

女人愣住了，没伸手接。

“拿着拿着。”顾长河又说了一遍，把花盆塞到她手里。“孩子要紧。”

女人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哆嗦着嘴唇，想说谢谢，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抱着孩子，抱着那个不值钱的花盆，站在那里哭。

顾长河摆摆手，示意她快走。那女人深深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顾长河已经蹲下去整理摊子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那个女人走了以后，顾长河蹲在地上，把刚才被女人翻乱的零钱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捡得很慢，很仔细。我看见他的手在哆嗦，但他没抬头，也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只卖出去一个晾衣架，一块钱。

收摊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二庆，你说人活着，是不是就为了这一口气吊着？”

我没接话。

他把晾衣架的摊子收了，把没卖完的东西一件一件搬上三轮车，搬得很慢，像搬了千斤重的东西。

“巧凤说想回家。”他突然又说，“想回商丘老家，说在这儿太累了。”

“那你呢？”我问。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久到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然后他抬起头来，路灯昏黄的光落在他脸上，那些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得吓人。

“我也想回去。”他说，“可回去了又能干啥呢？地早就没了，房子也塌了。回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推着三轮车，慢慢地往巷子深处走去，背影在路灯下拖得老长，老长。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老婆醒了，问我到底怎么了。这回我没忍着，把顾长河的事儿一股脑儿全说了。

我老婆听完，沉默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

她说：“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穷，是穷得连个念想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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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那年夏天来得特别早，五月中旬就热得不行。老槐树巷子的石板地被太阳烤得烫脚，我跟顾长河把摊子挪到了巷子口那棵槐树底下，好歹有点阴凉。

赵巧凤的身体更差了。她开始吃不下饭，整个人瘦得脱了相，两条腿肿得像发面馒头。顾长河带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营养不良引起的低蛋白血症，得补充营养，多吃肉蛋奶。

顾长河回来以后，破天荒地没有出摊。他去了趟菜市场，买了一块瘦肉，两个鸡蛋，还有一袋奶粉。

那天晚上他炖了一锅肉汤，赵巧凤喝了一碗，剩下的他盛在搪瓷缸子里，端到摊子上来了。

“咋不搁家里给嫂子留着？”我问他。

“她喝够了。”他说，“剩下的我吃。”

可他也没吃。他把那缸子肉汤放在三轮车上，继续招呼客人。一直到了后半夜，他才把缸子端起来，用筷子挑了挑里头的肉丝，慢慢吃了。

后来还是赵巧凤告诉我，那锅肉汤她喝了一碗，第二碗说啥也不喝了，非要留给顾长河。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一人喝了半碗。剩下的那些，是顾长河故意端走的，他不端走，赵巧凤就一直惦记着给他留着。

“这个死老头子，一辈子就这德行。”赵巧凤坐在床边，一边纳鞋垫一边跟我说，眼睛红红的。“啥都省给我，自己啃馒头就咸菜。我说他，他就嘿嘿笑，跟个傻子似的。”

赵巧凤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滴在手里的鞋垫上，把针脚洇湿了一片。

“二庆兄弟，你说我这身子，是不是拖累他了？”她抬起头来，泪水模糊的眼睛望着我，“要不是我，他也不至于这么苦。”

“嫂子你别瞎想。”我连忙说，“长河他甘愿的。”

“他甘愿，我心里头难受啊。”赵巧凤把鞋垫攥在手里，指节发白。“我就想着，等我身子好点了，还出去干活，多挣点钱，让他轻快轻快。”

可她身子一直没好。

那年八月，赵巧凤又住院了。这回是贫血引起的心慌气短，医生说她的血红蛋白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再这样下去心脏会出问题。

住院押金要三千块。

顾长河拿不出来。

他在医院走廊里站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掏出来，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了，他张了好几次嘴，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娘住院了，不要紧，就是跟你说一声。”

挂了电话，他蹲在走廊的墙角，把脸埋在膝盖里。

我后来听赵巧凤同病房的一个老太太说，那天顾长河挂了电话以后，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个石头人。护士来催他交钱，他就抬起头来，赔着笑说“马上、马上”，然后站起来，出了医院，不知道去哪儿了。

等到傍晚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沓钱，有整有零，一共两千八百块。他把钱交了，坐在赵巧凤床边，握着她的手，轻轻地拍着，什么也没说。

赵巧凤后来才知道，那两千八百块钱里，有一千是顾长河找人借的，还有八百是他把三轮车当给了收废品的。那辆三轮跟了他三年，是他摆摊唯一的家当，他说当就当掉了。

没了三轮车，顾长河就用一个编织袋装着东西，扛到巷子口来摆。他在地上铺了块塑料布，把竹筐、杯套、晾衣架一样一样摆好，跟以前一样认真。

我问他三轮车咋办，他说没事，等攒够钱再赎回来。

赵巧凤在医院里住了十天，出院那天，顾长河没来接她。

是我去接的。赵巧凤坐在病床上，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左等右等不见人，我问护士借了电话打给顾长河，没人接。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预感到什么不对。

把赵巧凤送回老槐树巷子，我赶紧跑到巷子口。远远地就看见那儿围了一圈人，我心里更慌了，扒开人群挤进去，看见顾长河坐在地上，靠着墙根，脸白得像张纸，嘴唇发乌。

原来他那天上午在摊子上坐着坐着，突然就歪倒了。旁边的摊贩说，他就那么慢慢地、慢慢地滑下去的，像一摊泥似的，一点声都没有。

我赶紧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他是长期营养不良加劳累过度，低血糖休克，还好送来得及时。

我站在急诊室门口，看着躺在担架床上的顾长河，他的脸色比床单还白，两只手瘦得只剩下青筋和骨头。他以前就瘦，可从来没瘦成这样，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榨干了，只剩下一副骨架撑着一张皮。

赵巧凤赶来的时候，顾长河已经醒了。他看见赵巧凤，第一句话是：“你怎么来了？你身子还没好利索呢，快回去躺着。”

赵巧凤站在床边，浑身哆嗦，眼泪哗哗地往下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顾长河挣扎着坐起来，拉着她的手，脸上挤出个笑：“没事，我就是有点累了，歇歇就好了。你别哭，别哭。”

他那笑，比哭还让人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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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顾长河在医院里住了两天就出来了，说什么也不肯多住。他心里惦记着两件事，一是赵巧凤一个人在家不放心，二是摊子两天没摆了，耽误挣钱。

他出院那天我去接他，他走路还有点打晃，扶着他的胳膊能感觉到他在抖。他自嘲地说自己成了纸糊的了，风一吹就能倒。

回到老槐树巷子，他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去巷子口。他的摊子还在那儿，塑料布铺在地上，上头的东西没人动，落了一层灰。他蹲下去，用袖子把每样东西都擦干净，重新摆好。

我说你先回去歇着吧，摊子不急这一时半会儿的。他摇摇头，说摆都摆了，好歹守到晚上。

那天晚上，他的摊子前头来了个男的，看着四十来岁，戴着副眼镜，穿着件白衬衫，像个坐办公室的人。那人在摊子前头蹲下来，拿起一个竹筐，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

“这是手工编的？”他问。

“哎，手工的。”顾长河说，“自己编的。”

“手艺不错。”那人点点头，又问，“除了筐子，还会编别的吗？比如竹篮、竹篓子什么的？”

顾长河眼睛一亮：“会，都会。你想要啥样的，我都能编。”

那人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说他姓周，在老城区开了一家土特产店，正需要一批手工竹编当包装，看着有乡土味，城里人喜欢这个调调。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价钱好商量。”周老板说，“筐子一个算你五块，比你这儿卖得贵，但是质量得保证。”

顾长河接过名片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差点没拿住。

“能行，能行。”他一个劲儿地说，“保证质量，绝对保证。”

周老板走了以后，顾长河把那张名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名片揣进棉袄的内兜里，跟钱放在一起。他转过身来，看着我，嘴角慢慢地咧开，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出牙花子来。

“二庆，你听见没有？人家要跟我长期订货。”他的声音激动得发颤，“筐子一个五块钱，五块！我这摊子上才卖三块。”

我说我听见了，恭喜你长河，熬出头了。

那天晚上收摊的时候，顾长河一路上都在跟我说他要怎么弄。先去后山砍竹子，竹林多的是，不要钱。然后每天白天编筐子，晚上出来摆摊，两不耽误。等挣了钱，先把三轮车赎回来，再给赵巧凤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他说得眉飞色舞的，眼睛里头有光，是那种好久都没见过的光。

第二天一大早，顾长河就拿着砍刀去了后山。他砍回来一捆毛竹，整整齐齐地码在出租屋门口，然后坐在门槛上，开始破竹子，削竹篾。他的手很巧，竹篾在他手里翻飞，一会儿工夫就编出一个筐底。赵巧凤坐在旁边，一边纳鞋垫一边看他干活，脸上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那几天，顾长河像是换了个人。走路带风，说话声音也大了，脸上总是挂着笑，见谁都是乐呵呵的。他白天编筐子，编了十来个，整整齐齐地码在三轮车上——三轮车他借钱赎回来了。晚上照常出摊，跟以前一样热情地招呼每一个停下来看东西的人。

有人问他咋这么高兴，他就把周老板订筐子的事儿说一遍，说一遍不够，还要把人家的名片掏出来给人看，好像那张名片是什么宝贝似的。

我看在眼里，心里头替他高兴，但又隐隐有点担心。做买卖这种事，没拿到钱之前都是虚的，口头答应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

可这话我没说出口，不忍心扫他的兴。

到了周末，顾长河把编好的十几个筐子装上三轮车，兴冲冲地往周老板的土特产店骑去。他出门的时候还特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把头发用水梳了梳，胡子也刮了。

那天下午，我在摊子上正招呼客人，远远地看见顾长河推着三轮车回来了。车上，那十几个筐子还在。

我心里一沉。

他把三轮车停好，默默地把筐子搬下来，一个一个摆回摊子上。他的动作很慢，很机械，像是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了。

我走过去，还没开口问，他就先说了。

“周老板说筐子小了。”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听不出情绪。“他要的是能装五斤东西的大筐，我编的这些是装三斤的小筐。他说下次编大点，再送过去看看。”

“那就编大的呗。”我说。

“嗯。”他应了一声，蹲下来，拿起一个筐子，看了半天，然后放到一边。“还得再砍一批竹子，这些竹子劈的篾片不够长，编不了大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可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不太一样的东西。那东西说不清楚是什么，像是一盏灯被风吹了一下，火苗晃了晃，差点灭了，然后又颤颤巍巍地重新燃起来。

后来我才明白，对顾长河来说，最难的不是受苦，而是好不容易看见一点希望，然后又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要是从来没遇到过周老板，他一直卖他的三块钱筐子也就那样了。可偏偏给了他希望，又把希望打了个折扣还给他，这比一开始什么都没有还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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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那年秋天，顾长河开始编大筐。

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后山砍竹子，回来坐在门口破竹、削篾，一坐就是一整天。赵巧凤在旁边陪着，有时候帮他递个东西，有时候给他端杯水。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待着，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影子从长变短又变长。

到了傍晚，顾长河就把编好的大筐装上三轮，出摊去了。小筐跟大筐一起摆着，小的三块，大的五块。他盼着周老板能再来，也盼着有别人能看上他的筐子。

有一天晚上，周老板还真来了。他拿起一个大筐看了看，点点头说这回尺寸对了，但是有几个地方编得不太紧实，竹篾的接头没处理好，容易扎手。

“你得打磨一下，用砂纸把毛刺都磨掉。”周老板说，“我是用来装土特产的，客人的手不能给扎了。”

顾长河连忙说好，表示这就改。

周老板挑走了三个编得最好的，给了十五块钱，说剩下的等改好了再送来。

十五块钱。顾长河拿着那三张五块的票子，站在那儿愣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转身把钱递给赵巧凤，说：“拿着，买肉去。”

赵巧凤接过钱，眼睛红了。她把钱叠得整整齐齐地放进兜里，说：“好，买肉，晚上给你炖汤。”

那天晚上，赵巧凤真买了肉。她买的是猪骨头，带一点点肉的那种，便宜，六块五一斤。她炖了一锅骨头汤，放了白萝卜，汤炖得白白的。顾长河喝了两碗，把骨头上的肉剔下来全给了赵巧凤，赵巧凤不吃，两个人又推来推去。

我正好路过，被赵巧凤拽住，硬塞给我一碗汤。我端着碗站在那儿喝了一口，烫得直咧嘴，可那汤是真鲜，鲜得我眼眶发热。

这俩人，苦成这样了，还惦记着给我一碗汤喝。

从那天起，顾长河像是找到了一件要紧的事儿做。他开始认真地研究怎么把筐子编得更好，去废品站买了好几张砂纸，每个筐子编好以后都要打磨好几遍，用手掌一遍一遍地摸过去，确定没有一根毛刺了才算完。他还琢磨着在筐子上编出花纹来，菱形纹、鱼鳞纹、回字纹，虽然简单，但是看着比别人编的精致不少。

他的筐子越来越好看了。我亲眼看着他一个比一个编得漂亮，竹篾劈得越来越薄，越来越均匀，编出来的筐子周周正正的，花纹也整齐。赵巧凤在旁边看着，说长河你这是要当篾匠师傅了。他就嘿嘿笑，说哪有那么厉害。

可东西再好，摆在巷子口也卖不出价。

来来往往的人，有的是下班回家的工人，有的是买菜做饭的老头老太太，谁愿意花五块钱买一个竹筐呢？超市里塑料的才两块，还带盖子。顾长河的筐子再好，在这些人眼里也就是个筐子，不值钱。

有一回，有个女的在摊子前停下来，拿起一个大筐看了半天，问多少钱。顾长河说五块。那女的瞪大眼睛，说一个竹子编的要五块？太贵了吧。

顾长河耐心地跟她解释，说这是手工编的，用了好几天时间，竹篾都是自己劈的，筐子结实能用好几年。那女的撇撇嘴，把筐子放下了，说五块钱能买两个塑料的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顾长河把筐子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重新摆好。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已经习惯了。

那天晚上收摊的时候，他跟我说：“二庆，你说我这人是不是太死脑筋了？明明卖不动的东西，非揪着不放。”

我说不是，是你的东西值这个价，是那些人不懂。

他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可他们不懂，我就得饿着。”

这句话像根针，扎在我心口上。

过了几天，周老板又来了。这回他仔细看了顾长河新编的筐子，里里外外地翻，用手摸每一根竹篾，最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才像样。”他说，“以后就按这个标准来，我一个月大概要二三十个，大的五块，小的三块，每个月底结账。”

顾长河高兴得直搓手，连声说好好好。

周老板走了以后，顾长河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亮得惊人。

“二庆，你算算，一个月二三十个，就算二十个大的，一个五块，那就是一百块。再加上小的，还有我摊子上卖的这些，一个月能挣一百五六十！”他越说越激动，“一百五十六！够我跟巧凤吃饭了，说不定还能攒下点。”

一百五六十块钱。在这个年代，一百五六十块钱能做多少事呢？吃一顿好点的饭都不止这个数。可顾长河说起这个数字的时候，脸上的神采像是中了彩票一样。

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在收摊以后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拉着我在巷子口多坐了一会儿。他从兜里摸出两根烟，递给我一根，自己点上一根，美美地吸了一口。

“等攒够钱了，我想带巧凤去趟广州。”他说，“看看儿子，看看孙子。我那个小孙子，今年该上幼儿园了，我还没见过呢。”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望着远处，嘴角带着笑。巷子里的灯把他的影子投在石板地上，歪歪扭扭的，可他的背影挺得比以往都直。

我以为他的日子终于要好起来了。我真的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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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可老天爷有时候就是这么不给人活路。

那年冬天，赵巧凤走了。

事情来得特别突然。那天下午，赵巧凤在家里纳鞋垫，突然捂着胸口说闷得慌，然后脸色一下子就白了，嘴唇发紫，身子一歪就倒在了地上。顾长河赶紧叫了救护车，可等车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呼吸。

医生说，是心源性猝死。长期贫血加上营养不良，心脏撑不住了。

顾长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还算镇定，只说了一句话：“二庆，巧凤走了。”

我从摊子上一路跑到他家，跑到门口的时候，看见他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赵巧凤没纳完的那只鞋垫，低着头，一动不动。

院子里围了几个邻居，都在小声说话。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她早上还说，等我攒够了钱，要跟我一起去广州看孙子。”他的声音很轻，很干，像是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的，“她说她还没坐过火车呢。”

他顿了顿，把那只鞋垫翻过来看了看，鞋垫上绣着一朵半开的牡丹花，还有一半没绣完，线头还留在上头。

“这鞋垫，她纳了三天了。”顾长河说着，声音开始发抖，“她说这双鞋垫卖的钱，要给我买双手套，冬天摆摊手冷。”

他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掉在那只没绣完的鞋垫上，洇开一小片。

赵巧凤的丧事办得很简单。顾长河没通知多少人，就巷子里的几个熟人，加上李瘸子、老周头。赵巧凤的遗体在医院太平间停了一天，第二天就火化了。顾长河抱着骨灰盒出来的时候，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像是怕摔着怀里那个盒子。

盒子不值钱，最便宜的那种，六十块钱一个。顾长河抱着它，就像抱着什么稀世珍宝，两只手紧紧地箍着，指节攥得发白。

回到出租屋，他把骨灰盒放在床头柜上，旁边是赵巧凤那张没纳完的鞋垫。他在床边坐了很久，不说话，也不动，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那个盒子。

我和邻居们帮着把该收拾的都收拾了。冰箱里还有半锅骨头汤，是赵巧凤走之前炖的，已经凉了，汤面上凝了一层白油。案板上放着两根没洗的葱，旁边是一把削了一半的土豆。

这个家，处处都是赵巧凤的影子。

顾长河始终没有哭出声来。他只是在院子里站着，看着那口锅，看着那两根葱，看着那把削了一半的土豆，然后慢慢地蹲下去，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一耸一耸地抖。

赵巧凤走了以后，顾长河三天没出摊。

那三天我每天早晚都去他那儿看一眼。他每次都是坐在床边，不是发愣就是磨竹篾。他把赵巧凤没纳完的鞋垫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了，用一块红布包着，放在枕头底下。我问他吃没吃饭，他就说吃了，可我看灶台是凉的，锅是干的，根本就没动过火。

到了第四天傍晚，他出来了。推着三轮车，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好，跟以前一模一样。竹筐、杯套、晾衣架、鞋垫——那些赵巧凤纳好的鞋垫，一共六双，被他整整齐齐地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

我看见他，赶紧走过去：“长河，你咋不多歇两天？”

他抬头看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

“在家待着更难受。”他说，“出来坐着，好歹能看看人。”

那天晚上，他就那么坐在摊子后头，眼睛望着来来往往的人，偶尔有人停下来看看东西，他就站起来招呼，声音很轻，很慢，像是每一个字都要费好大的力气。

有个大姐看中了赵巧凤纳的一双鞋垫，拿起来看了看，问多少钱。顾长河说三块。大姐说便宜点，两块钱拿一双。顾长河看了看那双鞋垫，上面的针脚细密匀实，花色鲜艳好看。

“这是巧凤纳的。”他突然说了一句，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

大姐没听清，问他说的啥。

他回过神来，摇摇头说没事，三块钱，少一分不卖。

大姐嘟囔了一句太死板了，但还是掏钱买了。顾长河接过那三块钱，捏在手心里，捏了很久，然后小心地揣进棉袄内兜里。

收摊的时候，他坐在三轮车边上，从兜里掏出那三块钱，看了又看。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寒风吹得他缩着脖子，可他坐得笔直，捏着那三块钱，像捏着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巧凤纳的鞋垫，还有人买。”他低声说，嗓子有点哑，“她的手艺，还是有人认的。”

然后他站起来，推着三轮，慢慢地往巷子深处走去。我看着他的背影，鼻子酸得不行。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跟我老婆说起这事儿，说着说着嗓子就堵住了。我老婆没说话，背过身去，肩膀微微抖着。

第二天一大早，顾长河敲开了我家的门。

他手里拎着一大捆竹子，说要去后山再砍一批，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说行，换了双胶鞋就跟他走了。

后山不远，从老槐树巷子往北走二十分钟就到了。那是一片荒山坡，长满了毛竹和野草，平时没什么人去。顾长河拿着砍刀，挑那些粗壮的竹子砍，砍倒一棵就拖到空地上，把枝叶削干净，只留竹竿。

他干活的时候很沉默，一言不发，只是砍竹、削枝、捆扎，重复着这些单调的动作。汗水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淌，把他的眉毛染湿了，他也顾不上擦。

我帮他把砍好的竹子捆成捆，往山下扛。一捆竹子少说有四五十斤，我扛两捆下来就累得直喘，他扛了三捆，脸都白了，还说不累。

“等我编完这批筐子，就去给周老板送去。”下山的时候，他突然说，“他说他一个月要二三十个，我得把量供上。”

我说你慢慢来，不急。

他摇摇头：“急的。巧凤走了，我更得把日子过下去。”

他说话的时候没看我，眼睛盯着脚下的山路，一步一步走得很稳。

那天晚上，他又来摆摊了。带了一兜子赵巧凤纳的鞋垫，说是清点了一下，一共有十二双，摆着慢慢卖。

有人过来问价，他就说三块一双，五块两双。有人嫌贵，他也不再争辩了，就那么安静地坐着，等着下一个停下来的人。

那天晚上他卖了两双鞋垫，一个杯套，一个晾衣架，一共挣了六块五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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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赵巧凤走后的第二个月，顾长河编出了第一批大筐。

一共有十八个，每一个都打磨得光滑细致，竹篾劈得薄而均匀，筐身上的菱形纹整整齐齐，一个比一个漂亮。他把这批筐子整整齐齐地码在三轮车上，又用赵巧凤的旧衣服裁了一块布，盖在上面，怕路上落灰。

去周老板店里的那天早上，他特意换上了赵巧凤在世时给他买的一件夹克衫。那件衣服他平时舍不得穿，一直压在枕头底下，叠得四四方方的。他穿上以后，对着镜子照了照，又拿起赵巧凤的照片看了看，然后把照片小心地揣进兜里。

他推着三轮车路过我摊子的时候，我正往架子上挂袜子。他喊了我一声，我回过头去，看见他站在晨曦里，阳光落在他脸上，那些深深的皱纹像是被熨平了一些。

“二庆，我去送货了。”他说。

“去吧。”我说，“路上当心。”

他点了点头，推着三轮车走了。我看着他慢慢走远的背影，那背影在巷子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拐角的地方。

那天下午他才回来。

回来的时候，三轮车是空的。

我远远地看见他骑着三轮过来，车上一件东西都没了，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

“全要了！”他还没停稳当就冲我喊，声音大得整条巷子都能听见，“十八个，全要了！周老板说我编得好，以后有多少要多少！”

他把三轮停好，跳下车，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脸上放着光。

“你猜他给了多少钱？”他激动得声音都变了，“一个五块五！他说我编得好，多给五毛！十八个，九十九块钱！”

他把兜里的钱掏出来给我看，一张五十的，两张二十的，一张十块的，还有几个钢镚。他的手在发抖，票子在他手里哗哗地响。

“九十九块。”他重复了一遍，眼眶湿了，“二庆，九十九块钱。巧凤要是知道了，得多高兴啊。”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长河你出息了，真的出息了。

他低下头，使劲地揉了揉眼睛，然后抬起头来，笑了。

“走，我请你吃饭。”他说，“涮羊肉，咱俩好好吃一顿。”

我没推辞。那天晚上我俩去了城西一家涮羊肉馆子，是那种最便宜的小馆子，羊肉片切得飞薄，锅底是清水加葱姜。顾长河要了两盘羊肉，一盘豆腐，一盘白菜，一瓶最便宜的二锅头。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杯子的时候，他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这杯敬巧凤。”他说，声音有点颤，“她跟了我三十三年，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

他把酒洒在地上，然后又倒了一杯。

“这杯敬你，二庆。”他看着我，眼睛通红，“这些年，你是真心实意帮过我的人。”

我说咱们弟兄，不说这个。

他把酒干了，被呛得直咳嗽，咳了好一阵才缓过来。然后他放下杯子，长长地呼了一口气，那口气像是憋了很久很久，终于吐出来了。

“我打算再干几年，攒点钱。”他说，声音慢慢稳下来，“去广州看看儿子，看看孙子。然后回来，在后山那片竹林边上租个院子，专门编筐子。不摆摊了，太熬人了。”

我说这个打算好。

他又给我倒了一杯酒，说等我编筐的摊子支起来了，送我俩最好的筐子，一个装米，一个装面。我笑着说好，我等着。

那天晚上我俩喝到很晚。从涮羊肉馆子出来的时候，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昏黄，把路面照出一圈一圈的光晕。顾长河推着三轮车走在我旁边，脚步有点踉跄。

“二庆，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是图个啥？”他突然问我。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大概是图个心安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对，就是心安。巧凤走得安详，没受什么大罪，这算是一种心安。他编的筐子有人要了，能靠自己的手艺活下去，这也是一种心安。日子虽然苦，但心里头不亏欠谁，这也是一种心安。

到了巷子口，他把三轮停好，转身朝我摆了摆手。

“明天见。”他说。

“明天见。”我说。

他推着三轮，慢慢走进那条黑漆漆的巷子。路灯在他身后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影子的尽头，是他家那扇破旧的木门。门口放着他白天砍回来的竹子，一捆一捆地码着，整整齐齐的。

我站在巷子口，看着他的背影一点一点地融进黑暗里，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辛酸，有心疼，但更多的是敬佩。这个人，经历了这么多事，吃了这么多苦，可他从来没有真的倒下过。他就像后山上那些竹子，风来了弯弯腰，风过了又直起来，一直站着，一直站着。

第二天傍晚，顾长河照常出摊了。

他坐在三轮车旁边，面前的塑料布上摆着赵巧凤纳的鞋垫，剩最后三双了。旁边是他新编的十几个小筐子，还有几个杯套和晾衣架。东西不多，但每一样都擦得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

我往他那儿看了一眼，他也正好看过来，朝我咧嘴一笑。

那笑里头，多了点什么东西。说不上来，像是冬天的泥土底下，有什么东西正悄悄地在发芽。

那天晚上有人在他摊子前头停下来，蹲下去看鞋垫。顾长河站起来招呼，声音不大，但稳稳当当的。

“三块一双。”他说，“这是巧凤纳的，最后一双了，以后没有了。”

那人拿起鞋垫看了看，掏出三块钱。

顾长河接过钱，把鞋垫递过去，然后低头看了看手里那三枚硬币，一枚一枚地放进了兜里。

他转过身来，看见我正在看他，又笑了一下。

“二庆，”他说，“明天我去后山砍竹子，你要不要一起？”

我说好。

他点了点头，又坐下来，望着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眼睛很亮，很静，像是这一辈子的苦，都化在了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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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摊的时候，我问他：“长河，你说这人吧，到底靠什么撑着？”

顾长河弯着腰收拾塑料布，手上的动作顿了顿，停了两三秒。他把塑料布叠好，压在竹筐下头，慢慢直起身来，看了看巷子尽头那片昏沉沉的夜色。

“靠明天。”他说，“总觉得明天，兴许能好一点儿。”

他声音不大，但是稳稳当当的，砸在石板地上像是有分量。说完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咧嘴朝我笑了一下，然后推着三轮车，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巷子深处走去。路灯把那条路照得忽明忽暗，他的背影就在那光里头，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走着走着，到底还是融进了那片暗沉沉的夜色里头。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直到看不见他了，才转身收自己的摊子。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刮得塑料布哗啦啦地响。我缩了缩脖子，把那块塑料布压紧实了，心想，明天，明天应该是个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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