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 | 阿禾

渔市 纸本水彩 许佳婧

我舅舅十五岁那年，外公给他一串钥匙，说以后这个家由他来当。没有钱，没有百宝箱，没有传闻中埋在后院的银元大瓮，家徒四壁，连铁锅和灶台都扒干净了。只有一句话：你当家。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舅舅和全国学生一样，已经两三年没上学，学历永远停留在高小二年级。两年前那个夏天，学校宣布停课，后来同学们分成两派。他个子矮，瘦瘦小小，且为人像外公一样正直，家族遗传，好讲大道理，两边都不想要他。受不了他苦口婆心长篇大论，有人偷来一把唢呐，往他嘴里一堵。从此，他成了个唢呐手。后来每次有人问起那些年的事，他只说：“我唢呐吹很好哩。”

一个吹唢呐之外什么都不会的少年，突然被通知要开始当家，错愕惊恐可想而知，却也别无选择。因为那时外公整个人已经垮了，原本腰板笔挺的一个人忽然腰弯了，背也驼了，整个人向下向内蜷缩，似一只煮熟的虾。此后漫长的大半生，他都在持续萎缩弯曲，再也没好。

怎么当家？海边人唯一的出路是讨海。偏偏那时又不许下海，海涯沿岸路口都有人看守。只能想方设法绕远路躲开，从山顶密林穿过去，再从海岬山脚爬下滩涂。舅舅跟我爸年少相识，有时半夜两人也趁闸桥开闸，偷偷驾小船去海湾下网捕鳗鱼。传闻鳗鱼生于海底深沟，一生贪恋盐的滋味，每当开闸就会群集而来，在港口舔咸水。盐是它们的瘾头，为了那点咸味，它们甘心自投罗网。人也有自己的瘾头和罗网，要想活，只能往海边跑。就算没被戴红袖圈的人逮住，被海港边村民发现了也很危险。海边人惯于抢地盘，跑到人家地盘捕鳗鱼如同偷盗，被抓住会被打个半死。

过两年，禁令稍弛，又可以讨海了，海边传承千年的捕鱼贩鱼行当又重新兴盛起来。年少的舅舅和我爸妈开始“担鲜”生涯。担鲜，就是挑海鲜，深夜赶往海岬尽头的深水渔港，从归港的渔船上买下新鲜渔获，装满两个大竹筐，连夜挑担赶往附近镇子，卖给集市的海鲜贩子，或者沿途挨个村子叫卖。

我们所在的那个镇子位于海湾中间的小块平地，称作垟，往东往北十公里有一个深水港，往东往南十公里绕过海岬到福建地界也有一个，两个港口各据海湾一端，隔海相望。那个年头少有车，通常去时连夜坐海船，省时省力，回时徒步挑担，可以挨个村镇卖过去，一直走到海船抵达不了的区级大镇，那里有大集。深夜挑着空担子从埠头坐船出发，次日下午挑着空担子走路回来，一趟能赚两三块，对于穷疯了的舅舅和我爸妈来说堪称巨款，简直值得为之拼命。

有时他们也会反着来，深夜挑着垟里种的瓜果蔬菜上船，次日在港口小镇沿街叫卖。两个港口小镇都是地形险要的明代抗倭重镇，依山而建，纵横街巷都是陡峭台阶，涨潮时泛泡沫的海浪卷上来，拍打着山脚一级级台阶。肩挑百十斤担子来回上下台阶，不到中午就累得走不动。舅舅个子小，十六七岁还不到一米六，挑担子走路总会碰到台阶，比别人累得多。走不动就坐在台阶上吆喝：“葱啊，葱啊，买葱啊！”旁边房子里有人探头骂：“谶什么谶，谶我呀！”（闽南语“葱”与“谶”同音）舅舅换了吆喝：“蒜儿啊，买蒜儿啊！”又有人骂：“食落放臭屁，鬼欲买哩！”继续换吆喝，不管吆喝什么，总有人骂。

又过两三年，运动到了尾声阶段。很多人偷偷趁乱外出，北上宁波或者南下福建石狮，弄些布匹、衣服、手表、收音机回来卖。舅舅也跟随一个同乡大哥坐船出海，去了福建石狮。没人知道他具体做什么，他从不提，只知道从石狮回来后他有了点小钱，翻新了海边老屋，又在镇上建了新房。他没再去石狮，转而在公路边开了家木材铺，走海路从福建宁德和建瓯运来木材，卖给建房子的村民和打家具的木匠。不久又顺便做木材加工，生意繁忙，锯机整日轰鸣，木屑四溅。

我爸曾替舅舅去过几次建瓯。从山区收购原木，小卡车装了运到建溪边，卸车装船，泛建溪而下，至闽江口换海船，再渡浮鹰洋北上，在海湾入口等潮涨，抓紧时间运到埠头，最后雇人推板车一车车送到公路边木材铺。几十年过去，我爸一直记得当年押车下山，绕盘山公路的惊险。数十根原木装满卡车后斗，几无立足之地，只能抓着车斗横杆吊在车尾，经过急弯处，人常被甩出去，全靠双手握紧横杆，双足腾空，继而撞向木桩，只能趁势屈腿蹬一下避免受伤。饶是我爸长年出海拉网打鱼，体格强健，也时不时会受伤，难以想象瘦小得多的舅舅又是怎样一路押车下山的。

颇耐人寻味的是，少年时代曾暗自蔑视外公的舅舅，在生意越做越大后，有意主动笼络镇领导，当了小干部，点头哈腰的样子让人想起外公当年被压弯的脊背。随着自信连同财富迅速增值，舅舅天生的那种镇定自若的气度越来越光芒闪耀，他依然好讲大道理，动辄长篇大论，之前被人嫌弃的同一种东西，到了这个新时代反倒成了智慧的象征。由此，舅舅成为镇上一些头面人物的座上宾，得以升入外公曾梦寐以求的某个阶层。舅舅颇有些沾沾自喜，为了匹配新的身份地位，言行举止愈加庄重，附加一点亲切和蔼，黑西装蓝条纹领带加一个夹在胳膊下的黑皮包，走路迈大步，忙碌且坚定，颇有实干型新领导的风度。

八十年代初，苍南从平阳划出来，独立建县，几年间新县城发展迅速，当地农民趁机出售村屋、宅基地。嗅觉敏锐的舅舅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倾力筹措了五万元，买下一间刚刚由村屋改建的三层小楼，搬家去县城。

温州各县镇各种小作坊小工厂相当发达，除了传承千百年的织布、裁缝、制鞋产业，还有印刷、五金、吹塑等新兴行业。即便在六七十年代，这些小作坊小工厂也从未消失，只是转入地下，一直暗中运转。可能是分工需要，也可能是为了隐蔽，各行业产销分离，通常由职业销售在外找客户，拿到订单和定金后，回温州找小作坊小工厂定制出货，人称“跑业务的”。舅舅为人可靠，口才也好，很快成为一个颇有信誉的“跑业务的”，足迹遍及宁波、福州、石狮、厦门。主要做印刷品，印水洗标、鞋盒、塑料购物袋。鼎盛时期，舅舅自己也开起作坊，在后院加盖小楼，雇佣左邻右舍干活，按件计酬。

“跑业务”在九十年代中开始衰落。其时，制造业在沿海一带兴起，供不应求，不再需要中间跑单销售。舅舅的生意陷入困顿，身边朋友或转行炒宅基地，或者干脆豁出去到温州、广州开工厂，两者都需要大量资金。舅舅犹豫不决，跟风买下一座待拆迁村屋，又不确定何时才能拆迁变现，焦虑中又去福建跑一圈，尽力维持旧生意。运气不错，拿到一个订单，为一家大型台资鞋厂印制一批鞋盒和塑料包装袋。那时，我爸妈也因卖掉海鲜摊位陷入困境，四处找生计，两家人商量后决定去福州开一家供应链完备的鞋材店。（鞋材店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详细写过，不再重复。）每当生意艰难，大家开始动摇时，舅舅就站出来，语气铿锵，一刀斩断后路：“开弓没有回头箭，到福州就是上了战场，要么好好做生意，赚钱发家，要么破产，回苍南卖房子还债！”

福州生意很快做了起来，舅舅又让舅妈去厦门开了分店，一边雄心勃勃准备让我妈去广州再开分店，一边回乡鼓励帮助各路亲朋好友外出开店。私心是一方面，毕竟多一个熟人开店，就多一个稳定客户。但更重要的是，舅舅骨子里就是一个讲究家族担当的人，自十五岁就把自己视作当家人，慷慨热忱又有责任感。每一个初来乍到的老乡都可以从他这里借得一笔钱，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此外还帮忙找店面、签合同、搬家安家，再赊出一车鞋材，寒暑假还会帮忙从家乡带留守的孩子们南来团聚。因为很多老乡赚到钱，舅舅在家乡声名愈加响亮，每次回乡都有一群人簇拥着，请求同去开店，包括不少刚刚赶海回来，满身烂泥、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泥腿子”。舅舅来者不拒，总是笑着鼓励“同去同去”。后来，鞋材生意渐渐没落，两家人又转战上海开批发鞋行，不少老乡也跟随同来。上海开店成本更高，帮扶成本也水涨船高，即便这样，每当有人求他，舅舅依然笑着说“同去同去”。

当然会有麻烦。很多同乡从未做过生意，对皮鞋也一窍不通，连亏一两年，连欠款也还不上。舅舅就出钱盘下他的店，让他接着看店、占个小头，事无巨细教他，算是合伙开店，待生意做起来，再让他赎回去。有些人性格木讷，并不适合做生意，怎么帮都扶不起来。舅舅也不嫌弃，干脆让他关了店，雇他们夫妻俩在店里做帮工。做不成生意的人大多死板又顽固，难以沟通。比如有一个三十多岁的阿姨总是臭着一张脸，对客户从来没有好脸色；我妈屡次提醒不锈钢盘子不能放进微波炉，她从不理会，照样放进去，事后还扬扬得意地说“看，放进去也没坏呀”，直到微波炉彻底坏掉。我爸妈对此颇有微词，觉得花钱雇人是为了做事，这种人只会添乱，还不如给他们一笔钱好好送走。舅舅总是说出门在外生意失败太不容易，我们生意做得好应该多担待，给人家一条活路，吃不了多大亏。

舅舅负责跑厂家看货源，常回苍南，出门在外的老乡们常托他给留守的孩子们带东西带口信，舅舅因此熟识很多孩子。热心肠的他又关心起孩子们的学习，帮忙找辅导老师，帮忙建议上高中还是上中专，谁家考上高中、大学，没有学费，他总是慷慨相助，动辄几千元，从不吝啬。一个远房表弟从小父母离婚各忙各的没人管，三个哥哥当小混混接连去坐牢，眼看十五六岁的他也辍学开始混社会，舅舅专程去福建把他接到上海，让他在店里当学徒。几年后表弟长大独立，从一家小网店起步，后来成为温州商贸城的大批发商。

说不清是家族遗传还是时代后遗症，我妈、外公、舅舅在这方面极其一致，俨然以圣人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如同一个心怀仁慈的传统儒者，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自然，不是每个人都会领情。相识于微时或能心怀感激，想着知恩图报，一旦飞黄腾达反倒觉得低人一头、处处不自在，见了恩人只想躲得远远的。失望是难免的，但舅舅并不太在意，对他来说，力所能及拉别人一把，似乎只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当初去做了，自己的良心因此安落了，就够了。

他还想接着做下去。只是今时不同往日，大多数人的日子都过得去，同样的举动放在以前会被视作仗义出手，而今只会让人觉得管太宽、爱指手画脚，很多人表面恭恭敬敬，扭头就嗤之以鼻。颇令人意外的是，一辈子聪明能干、嗅觉敏锐的舅舅，对此感觉颇迟钝，全然没有察觉别人藏在恭顺笑容背后的嘲讽。可能是心地太敞亮太开阔，如同360°无死角的无影灯，没有阴暗角落去容纳这些东西。简单说，就是太天真。难免要挨几刀。

如今舅舅已经年过七十，时移世易，当年的一大摊子生意已经大幅萎缩，剩下的也转交给儿子了。曾经交游广阔，每日有人宴请，到哪儿都前呼后拥、俨然族长的生活，也一去不复返。朋友越来越少，生活越过越小，先是在三个省五六个城市间奔波，慢慢地只待在一座城，接着又失去其中的几个据点，生活半径持续缩小，最后仅剩小区方圆五百米范围。

大约是当惯了家，舅舅依然当家。从要不要买第二套房子、生意要不要从上海转移回温州，到孙子孙女在哪里上学、要不要学钢琴，他都要操心过问，哪怕明知同住的儿子儿媳暗自反感。即便远在上海，老家的事他也件件要管，从翻修祠堂的摊派额度、两家亲戚纠缠不清的恩怨，到远房侄孙大学报什么专业。每天四处打电话，来回居间协调，从不嫌麻烦。也不能怪他，毕竟从十五岁那年两手空空地开始当家，他从来无法撂挑子不管。就像交出钥匙的外公再未能挺直腰板，接过钥匙的舅舅也再未能卸下一些东西，哪怕扛着已不再有任何意义。或者他是故意不卸下，只要扛着，就还有一点意义。

偶尔闲来无事，舅舅会拿出九十年代收藏的VCD看《红灯记》，跟着荧幕上的李铁梅一起唱得铿铿锵锵，顺便说起六十年代吹唢呐的事。瘦瘦小小的他仰头吹唢呐，肺活量惊人，声音圆滚粗壮似柱子拔地而起。他继续吹，闭着眼睛收紧腹肚，满脸涨红，整个胸腔倾倒一空，吹——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张滢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