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娶了全村最懒女人，她从不下田却让我成了全村第一个万元户

我娘说，玉秀这女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下地锄草能把苗当草锄了，晌午头能在田埂上睡过去，谁娶谁倒霉。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让我在八三年底揣着整整一万两千块现金回村，把一沓票子拍在信用社柜台上时，老会计的圆珠笔都掉地上了。

后来我问她，你当年在田埂上睡觉，是不是算准了我会去给你盖草帽？她笑而不语，半晌才说，你那时候黑得像块炭，就牙白，笑起来憨得很。

我娘托她远房表姐给我说亲时，我刚从田里回来，脚上还沾着泥，裤腿卷到膝盖，露出两截黑得发亮的小腿。那年我二十六，村里像我这么大的后生，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娘急，从年头就开始絮叨，说你爹走得早，我这把老骨头也快不行了，你就不能成个家让我闭眼？

我娘说的那家姑娘叫玉秀，邻村李家的二女儿。还没见面，我表姨就拍着大腿说，这女子千万别要，懒出蛆了！农忙时节人家都地里干活，她躲在家里绣鞋垫，绣的鸳鸯跟野鸭子似的。下地锄草，能把玉米苗当草锄掉一半。晌午头别人回家吃饭，她倒好，地里铺个麻袋就睡，太阳晒屁股了都不醒。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先凉了半截。我们家条件不好，三间土坯房，一台最旧的收音机，外加我娘常年不断的中药。正经勤快姑娘，哪家愿意往这个火坑里跳？所以即便玉秀名声不好，我还是答应见一面。

相亲定在镇上的茶馆。我穿了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蓝布褂子，借了邻居二哥的皮鞋，挤得脚趾生疼。玉秀来的时候，我差点把茶碗碰翻——她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两条黑亮的辫子搭在胸前，皮肤白得不像庄稼人。她抬眼看了我一下，没说话，嘴角微微翘了翘，然后又低下头去。

我磕磕巴巴地介绍自己，说家里有几亩地，几间房，说我能干肯吃苦。她就那么坐着，也不搭话，偶尔“嗯”一声，整个人淡淡的，像秋天的薄雾。我当时就想，这亲事怕是要黄。人家虽然懒，但长得好，不至于要嫁我这个穷光蛋。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后表姨捎来话，说玉秀家同意了，彩礼要三百块。我娘东拼西凑，又卖了一头半大的猪，才把钱凑齐。村里人都说我傻，花三百块娶个懒婆娘回来，以后有受的。我姐夫端着碗蹲在墙根，说，你就等着伺候她吧，跟伺候祖宗似的。

我娶玉秀那天是八三年农历三月十六。天擦黑，一顶小轿把她抬回来，没有吹打班子，只放了一挂短鞭炮。我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胸口别朵红纸花，站在门口迎她。她下了轿，被两个婶子搀着，凤冠霞帔下的脸平静如水。我伸手去拉她，她手心冰凉，却轻轻回握了我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被全村人嫌懒的女人，也许并不简单。

新婚第二天，玉秀果然没有早起。我娘在灶房忙活半天，熬了小米粥，炒了咸菜，端到堂屋。日上三竿，玉秀的房门还关着。我娘叹了口气，说，去叫叫她吧，再不起来粥就凉透了。

我敲了敲门，里面没动静。又敲了三下，才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玉秀打开门，头发散着，睡眼惺忪，看见我有些不好意思，说，昨晚上被褥潮，没睡踏实。

我没说话，往屋里瞥了一眼——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放着件叠好的红嫁衣。我突然觉得，她不是懒，她是压根没把早起当回事。

接下来的日子证实了我的猜测。玉秀确实不怎么下地。每天太阳晒到屁股了才起床，起来后慢慢洗漱，慢慢吃饭，然后搬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要么绣鞋垫，要么翻一本卷了边的旧书。我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背地里跟我抹了好几次眼泪，说这日子怎么过啊，地里活那么多，她也不搭把手。

我嘴上劝我娘，说算了，她刚嫁过来，还不习惯。心里却憋着火。我们村家家户户的女人，哪个不是天不亮就起来喂猪做饭，然后跟着男人下地？到了晌午，人家女人回家做饭，男人坐在地头抽袋烟歇歇，下午接着干。我倒好，累个半死回家，锅是凉的，壶是空的，玉秀坐在院子里给她的指甲涂凤仙花汁，冲我笑一下，说，你回来啦。

那个“啦”字拖得又轻又软，我满肚子的火气就像被棉花裹住，使不上劲。

转机发生在五月初。那天下着小雨，我披着蓑衣去坡地锄草。玉秀不知哪根筋搭错了，非要跟我去。我说地里泥泞，你在家待着吧。她不理我，戴了顶草帽，拎着水壶就出了门。

到了地里，我锄草，她在田埂上站着，看了一会儿说，你这锄法不对。我停下，哭笑不得，你连锄把都没攥过，还教我怎么锄草？

玉秀不慌不忙地说，我以前在县城我姑妈家住过半年，她家旁边有个农科站，我看人家技术员锄草，不是像你这样乱刨。你这一锄头下去，草根断了，但草籽落下来，过几天又长一层。要用锄尖贴着地皮斜铲，把草连根铲起来，草籽留在上面晒干就死了。

我愣住了。她说的有道理。我锄了十几年草，就知道埋头瞎刨，从没琢磨过这些。

那天回去，我按她说的方法试了试，果然又快又干净。我心里对玉秀的看法，悄悄有了变化。

晚上吃完饭，我坐在院子里编竹筐。玉秀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借着堂屋透出的灯光，削一截柳枝。我忍不住问她，你在县城姑妈家，都学了啥？

她头也不抬，说，记性不好，学的东西多了，就忘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编的竹筐口太松，装东西容易漏。把边收得紧一些，用火烤过的篾条绕三圈。

我照她说的试了试，筐口果然结实许多。那天晚上，我破天荒主动烧了锅热水，倒进木盆端到她脚边。她愣了一下，然后把脚泡进去，舒服得眯起眼睛，像只晒太阳的猫。

农忙过去，村里人开始串门闲聊。一聊到我家，总有人拿玉秀说事。有人说，陈大壮娶了个皇后回来，天天供着，地都不让下。我听见了，脸上火辣辣的。回家跟玉秀说，你能不能好歹装装样子，哪怕下地站一会儿呢？村里人说话难听。

玉秀正往鞋垫上绣一只孔雀，头也不抬地说，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你呢？你在乎？

我噎住了。我在乎吗？我好像确实在乎。我怕别人说我不像个男人，连个媳妇都管不住。

五月底，我二叔家的小儿子过周岁，请全村人吃酒。我带着玉秀去了。她穿了件淡蓝色的对襟褂子，头发盘在脑后，清清爽爽的样子。酒席上，女人们坐一桌，男人们坐一桌。我这边正跟人划拳，突然听到隔壁桌一阵哄笑。

我扭头一看，几个嫂子正围着玉秀问话。胖婶说，玉秀啊，你家大壮天天在地里累死累活，你也不心疼？另一个接话，就是，你嫁过来两个月了，去过地里几回？玉秀面前摆着一盘糖醋排骨，她挟起一块，慢条斯理地啃完，才说，我去地里干不了活，还占地方。

胖婶嘴一撇，那你在家都干点啥？玉秀说，买菜做饭洗衣裳，喂鸡喂鸭喂猪。胖婶瞪眼，那些活不都是你婆婆在干吗？玉秀抬头看了看她，说，我做饭的时候你没看见，不代表我没做。

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自从玉秀过门，我娘确实不怎么下厨了。灶房里的锅碗，似乎总是干干净净的。我只当她整天闲着，没想到她把家务都揽了过去。

回家的路上，我放慢脚步等她。她走在前面，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我喊她，玉秀。她回头，月光照着她的脸，眼睛亮晶晶的。我说，今天多亏你。她撇撇嘴，你才知道啊。

从那天起，我不再逼她下地了。她爱在家在家，爱看书看书。但她开始管钱了。我们家的钱，全在墙缝里一个铁盒子里装着。玉秀嫌那盒子不保险，让我去镇上买个带锁的小木箱。我不肯，说一把锁几毛钱，能多买半斤盐呢。她不说话，第二天自己去了镇上，用她卖鞋垫攒的钱买了个木箱回来。

她把我们所有的钱铺在炕上，一分一毛地数。数完了，叹了口气，说，陈大壮，你知不知道你家有多穷？我涨红了脸，知道。她掰着指头算，地里的收成除去公粮、化肥、农药、你娘的药，一年下来剩不下几个钱。你光靠种地，这辈子翻不了身。

我丧气地蹲在门槛上，那你说怎么办？出去打工？我大字不识几个，能干啥？

玉秀没回答我。过了两天，她忽然问我，你想不想去县城看看？我愣了一下，去县城干啥？她说，我有个表哥在县城摆摊卖菜籽，一天能挣十几块。我说，那也得有本钱。她眨眨眼，我有。

她从木箱底层翻出一块蓝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卷子零钱。有五毛的，有两块的，还有几块硬币。我数了数，整整四十七块。我张大嘴，你哪来这么多钱？她说，绣的鞋垫、编的草帽、织的毛衣，攒的。加上你娘给我的改口费。

那天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商量到半夜。玉秀说，光卖菜籽不行，要卖就卖别人没有的。她让我去县城农科站找一种叫“泰丰”的玉米种，说那种子产量高，抗病强，县城近郊已经有人种了，市面价是普通种子的三倍，但种的人还不多，我们村和周边几个村都没人种。

我半信半疑，但看着她认真的样子，还是点了头。

第二天天不亮，我揣着那卷钱和两个馒头，搭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农科站的人听说我要买“泰丰”，上下打量我，问我是哪个村的。我报了村名，他摆摆手说，那个品种贵着呢，你们那山旮旯里怕是种不活。我心里打鼓，但想到玉秀的嘱托，还是咬牙买了五十斤，花光了带来的所有钱。

扛着种子回村时，村里人都笑我，说陈大壮是不是魔怔了，买这么贵的种子。我姐夫拿起来一看，说包装上写的“亩产千斤”，狗屁！咱村的地，亩产五百斤顶天了。

我没吭声，回去跟玉秀一说，她也有些紧张，攥着衣角说，咱赌一把。

那一年，我把家里最好的三亩地全种上了“泰丰”。从播种那天起，玉秀破天荒地天天跟我下地。她不会干重活，就蹲在地头看苗情，拿个小本子记着，几号出苗了，几号长了几片叶，夜里下没下雨，地干不干。她记得比我还细。

到了抽穗扬花期，别人家的玉米还是青绿的，我家的已经开始泛黄。我天天去看，心里像揣了只兔子。玉秀说，你去看一百遍也没用，该咋长咋长。

秋收那天，全村人都来看热闹。我们家的玉米棒子又粗又长，颗粒饱满，在太阳底下泛着金灿灿的光。打下来一称，一亩地收了九百八十斤。整个村子都轰动了。我姐夫傻了眼，蹲在地头抽了半包烟，说，大壮，你那个种子还有吗？

那年秋收后，我没急着卖粮。玉秀说，先别卖，等冬天粮价涨上去再出手。我们串了几个村，把那些眼红的农户要买的种子数量记下来，然后去了县农科站。这一回，我们买了五百斤种子回来。

那是八三年十月的事。我们把五百斤种子分成小袋，骑辆借来的二八大杠，一个村一个村地卖。因为前头有了“样板田”，种子卖得飞快，不到半个月就全部出手，一算账，净赚了两千三百块。

我捏着那厚厚一沓钱，手都在抖。玉秀坐在炕上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到最后，忽然噗嗤笑了，说，陈大壮，你掐我一把，我不是做梦吧。我傻笑着，没舍得掐她，掐了自己大腿一下，疼得直咧嘴。

两千三百块，成了我们发家的第一桶金。

那个冬天，玉秀又出了个主意。她让我去镇上租了个临街的小门脸，卖种子和化肥。刚开始，我拉不下脸，怕见熟人。玉秀说，你凭本事挣钱，怕什么？她自己天天坐店里，也不管什么女人抛头露面不体面的说法，有人上门买货，她有条有理地介绍，什么地该用什么肥，什么种子该什么时候播，说得头头是道。

我们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转过年来，玉秀托她表哥联系了外地一家种子公司，进货价比农科站便宜两成。我们开始搞批发，往周边十几个村子送货。钱越挣越多，到八三年底，我把这一年的账拢了拢，加上卖粮和店里的利润，手头一共有一万两千多块。

那天晚上，玉秀把所有的钱铺了一炕，一沓一沓地数。煤油灯的光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她忽然抬起头，说，大壮，你成万元户了。

我愣住了。万元户——这三个字在当时的农村，比金字招牌还亮。我做梦都没想过。

第二天一早，我用一块旧布把钱裹好，揣在怀里，骑了二十里地，到镇上的信用社。老会计认得我，看我掏出那么多钱，手抖得半天没点清。他摘下老花镜看了我半天，说，陈大壮，你干啥发的财？我憨笑，卖种子挣的。他竖起大拇指，说，好小子，咱镇第一个万元户！

消息像长了腿，没几天全村都知道了。我娘抹着眼泪说，我儿有出息了。那些以前笑话我娶懒婆娘的人，见了面开始点头哈腰。村里开会，支书让我坐前排，说大壮是咱村致富带头人。

可就在这时候，出了件让我和玉秀第一次闹翻的事。

玉秀的娘家二哥来了，说想借三千块钱翻修房子。玉秀面露难色，说我们的钱要用来进货。她二哥当场黑了脸，指着玉秀的鼻子说，你嫁了人就忘了娘家？当初彩礼三百块，爹娘一分没留，全给你压箱底了，你倒好，有钱了不认穷亲戚了！

玉秀低着头不吭声。我实在看不过去，说，二哥，钱不是不借，是确实有难处。她二哥冲我冷笑，陈大壮，你以为你是谁？你当年穷得裤子都穿不起，不是我们家玉秀心好，你现在还是光棍一条！

我一听这话，火腾地就上来了。两个人吵起来，玉秀在旁边拉了拉我的袖子，小声说，别吵了。我没理她，反而觉得她向着她二哥，心里堵得慌。最后不欢而散，她二哥摔门走了。

玉秀坐在炕沿上，也不说话。我烦躁地在屋里转圈，说，三千块，他当我们开银行的？玉秀终于开口，说，不借。我说，那你刚在他跟前屁都不敢放一个？她忽然抬头看我，眼里有泪光，说，我是不好受，那是我二哥。可我不说话，是怕你一冲动真把钱借了。

我愣住了。原来她从始至终都没打算借。她只是不想在中间为难。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我们的种子店在镇上已经小有名气。玉秀又开了个副食批发部，卖烟酒糖茶和日用百货。她管账，我管进货送货。我娘的身体虽然时好时坏，但日子有了盼头，精神好了许多。

玉秀怀孕了。

一天夜里，我已经躺下，她忽然推醒我，说，大壮，我跟你说个事。我迷迷糊糊翻过身，啥事不能明天说。她沉默了一会儿，声音轻轻的，我身子有点不舒服，去镇上卫生院看了。我一下清醒了，坐起来，怎么了？她笑了，说，有了。

我足足愣了三分钟，然后跳下床，光着脚在屋里走了两圈，又去我娘的窗下喊，娘！娘！我娘披着衣服出来，以为出了啥事。我指着屋里说，玉秀有了！我娘先是怔了怔，然后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

我回头去看玉秀，她靠在床头，手轻轻放在肚子上，眼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柔光。

那之后，我干活更有劲了。玉秀不再去店里，专心养胎。我娘变着法给她做好吃的，家里终于有了热腾腾的烟火气。玉秀变得有些嗜睡，常常下午在院里晒太阳，晒着晒着就睡着了。我不忍心叫醒她，轻轻给她搭件衣裳，再嘱咐我娘烧好热水。

有一天，我从镇子上回来，见她坐在院子里翻一本旧书，是本线装的《本草纲目》，泛黄破损，也不知道从哪淘来的。我问她，这书是哪儿来的？她说，你姐家借的。我笑了，你还懂医？她抬头，认真地问我，大壮，你说我们生的孩子，以后能去县城读书吗？

我蹲下来，拉着她的手，说，能。咱现在有钱了，以后去省城读都行。

她笑了，眼睛里闪着亮光。可那笑容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怀孕到七个多月的时候，玉秀的身体开始出问题。她腿肿得厉害，晚上睡不好，整夜翻来覆去。医生说是妊娠水肿，要多休息。她不听，非要帮着整理账本，说进货单子乱得跟鸡窝似的，我不放心。我拗不过她，只好把账本搬到家里，让她半躺着看。

那天下雨，我送货回来得晚，进了屋看见玉秀伏在桌上，手里还攥着半根铅笔，人却睡着了。桌上摊开的账本，密密麻麻写满了。我怕她着凉，抱她回床上，她却惊醒了，迷迷糊糊说，货点完了吗？我鼻子一酸，说，点完了，都点完了，你安心睡。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玉秀的懒，也许从来就不存在。她只是把力气都使在了她认为值得的地方。

可命运似乎总喜欢跟人开玩笑。就在我满心欢喜准备当爹的时候，玉秀出事了。

那天是六月初三，天热得厉害。她非要去店里盘货，说新来的一批货账单对不上。我不让她去，说让店员小李点就行。她不肯，说别人我不放心。我拗不过，只好骑着三轮车送她去。

盘完货回来，走到半路，她忽然喊肚子疼，脸色煞白，汗珠子往下滚。我吓坏了，拼命蹬车往卫生院赶。到了卫生院，大夫一检查，说羊水提前破了，要早产。

玉秀被推进产房时，紧紧抓着我的手，指甲都掐进我肉里。她疼得五官扭曲，却咬着牙没喊出声。我在外面等着，手心全是汗。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产房的门终于开了，大夫出来说，情况不太好，孩子胎位不正，可能要剖腹产。但镇上的卫生院条件有限，建议转县医院。

我脑子嗡的一声。转县医院，三十里地，路又不好，时间来不及。我拉着大夫，说，求求你，就在这里剖，多少钱我都出！

大夫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签个字。我抖着手签了字，看着玉秀被推进手术室。她那时候已经不太清醒了，迷迷糊糊地还在问，大壮，孩子没事吧。

手术进行了快两个小时。我蹲在走廊上，这辈子没觉得时间那么慢过。我甚至开始后悔，不该让她那么辛苦，不该让她去店里，不该让她动那些账本。

终于，手术室的门开了。护士抱出来一个小不点，红通通的，皱巴巴的，小嘴微微动着，哭声轻得像猫叫。是闺女。我接过孩子，又听见大夫在后面说，大人失血有点多，还在观察。你进来看看吧。

我抱着孩子进了手术室。玉秀躺在手术台上，脸色白得吓人，眼睛半睁着。看见我，她嘴唇动了动，我凑过去，听见她说，闺女还是小子？我说，闺女，像你。她笑了，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好。

她在卫生院住了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我两头跑，早上把我娘熬的鸡汤送到医院，中午去店里盘货，下午再去医院陪她，晚上把我娘接回家安顿好，再回医院打地铺。玉秀心疼我，说你别跑了，我在这里有护士呢。我不理她，照旧。我知道，这个女人为了这个家，差点搭上性命，我为她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玉秀出院那天，我特意在门口挂了红布。我娘抱着孩子笑得合不拢嘴。玉秀坐在床上，环顾四周，说，这屋子好像变样了。我说，我请人重新刷了墙，换了电灯，还添了张新桌子。她笑了，你终于舍得了。

日子安静地过了大半年。闺女小名叫丫丫，长得白白胖胖，眉眼像极了玉秀。我娘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入冬后，她咳得越来越厉害，夜里常常整宿睡不着。我带她去县医院拍了片子，大夫说肺上有问题，让住院。

我娘不肯，说家里刚宽裕些，不能把钱都送到医院去。我急了，说，钱没了再挣，娘的命只有一条。玉秀站在旁边，轻轻握住我娘的手，说，娘，你就听大壮的吧。我娘看着玉秀，又看看我，叹了口气，眼角有泪。

我娘住院了。玉秀白天带着丫丫看店，晚上做了饭菜送到医院。我白天送货，晚上陪床。那段日子，我们两口子忙得脚不沾地，却谁也没抱怨过一句。深夜里，玉秀送来一壶热水，我俩就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分吃一个冷馒头。她说，你慢点吃，别噎着。我咽下一大口，说，咱把店盘出去吧，专心照顾咱娘。

玉秀没说话，过了半晌，她轻轻摇了摇头，说，店不能盘。咱娘这病，要花很多钱。

我低下头，眼眶发热。从前我总觉得自己命苦，爹死得早，家里穷得叮当响。可现在，玉秀和丫丫在我身边，我娘还能靠我撑着，我觉得这日子苦是苦了点，但有奔头。

那个冬天格外漫长。我娘在医院住了四十三天。玉秀几乎天天去医院，带着丫丫和我娘爱喝的小米粥。我娘走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下午，她精神突然好转，坐在床头跟玉秀说话，说要给丫丫做双虎头鞋，说她年轻时绣花的手艺全忘了，也不知道还拿不拿得动针线。

玉秀说，娘，你歇着，鞋我来做。我娘摇摇头，说，你做活儿太慢，又爱瞌睡，等丫丫大了，怕是穿不上了。

我以为娘只是说笑。那天夜里，娘睡下后，就再没醒来。我趴在她床前，一遍遍喊她，她不应。玉秀抱着丫丫站在门口，泪流满面，却不敢哭出声。

那天之后，玉秀像变了个人。她开始没日没夜地做虎头鞋。我娘的遗愿，她要替她完成。每夜每夜，她就着煤油灯，一针一线地缝，虎头慢慢有了形状，两只眼睛又黑又圆，额头一个大大的“王”字。我劝她，别做了，当心眼睛。她说，娘说要给丫丫做一双，我得做完。

半个月后，虎头鞋做成了。她拿在手上看了很久，然后给丫丫穿上。丫丫不会走路，坐在炕上，两只小脚不停蹬着，笑得口水直流。玉秀看着看着，忽然捂住嘴，哭得浑身发抖。我抱着她，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一刻，我知道，她比我更难受。我娘生前总背地里说她懒，可后来跟邻居拉家常，总夸这个儿媳妇有主意，会过日子。玉秀早就把这里当成了真正的家。

日子还在继续。一九八五年的春天，万物复苏。我们家的生意越做越顺。除了种子和副食，玉秀又添了化肥和地膜。周边村子的人都认准了我们家，觉得陈大壮老实，他媳妇精明，买他家的东西不吃亏。

玉秀管账，我管跑腿。丫丫能扶着墙走了，嘴里成天咿咿呀呀。家里请了个远房侄女来帮忙看孩子做饭。玉秀腾出手来，开始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到更远的地方去。

有一天，她忽然跟我说，想去县里租个门面。我差点被水呛着，县里？门面多贵啊！玉秀掰着指头算，县里农贸市场旁边那排门面，最小的一个月租金三十块，一年三百六，我们承担得起。关键是县里的人舍得花钱买好种子好化肥，赚得比镇上多多了。

我犹豫。去县里，意味着离家更远，意味着更大的投入，更多的风险。可玉秀说，大壮，我们不能光在家门口转悠。我说，那丫丫怎么办？她说，带着。丫丫也该去城里看看了。

那段时间，我心里一直打鼓，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玉秀也不强迫我，只是每天晚上把账本放在我枕边，让我看镇店的利润曲线，然后指给我看，哪个村的哪些人最近没来进货了，说明他们找到了别的货源。她不说“我们要去县里”，只摆事实，让我自己想。

终于有一天，我在去县城送化肥的路上，看见县农贸市场旁边确实有一排门面，其中一间空着，上面贴着招租的告示。我在那间门面前站了二十分钟。回来以后，我对玉秀说，租了吧。

玉秀笑了，眼睛弯成月牙。她知道我想通了。

县里的店开起来后，比预想的还顺利。玉秀坐镇县店，我在两个店之间来回跑。刚开始累，累得晚上倒头就睡，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可每次回家看到丫丫在门口张开小手要我抱，看到玉秀在灯下算账的背影，我又觉得再累都值。

那年冬天，玉秀查出一笔账，说县店有个员工贪了钱。那人是我在镇上招的，跟了我快两年。我不信，说不可能。玉秀把账本摔在我面前，说，你自己看。我翻来覆去看了七八遍，发现进货单和出货单对不上，缺口的钱不算多，但积少成多，已有三百多块。

我拿着账本去问那人。他扑通跪下了，说媳妇病了，实在没法子，才动了心思。我心软了，说，你把钱补回来，我不追究。玉秀不同意，说，今天补了，明天呢？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怎么共事？最后还是辞退了那人。我闷闷不乐了好几天，觉得玉秀太不近人情。可后来那个位置换了个踏实肯干的小伙子，账目再没出过问题。我才知道，玉秀不是不近人情，她是太清楚做生意的难，容不得半点马虎。

那件事之后，村里有人说玉秀厉害，说陈大壮娶了个母老虎，能管钱管人。玉秀听了也不生气，反而问我，你觉得我厉害吗？我说，厉害，比母老虎还厉害。她扑上来要拧我耳朵，我躲，两个人在院子里追着跑。丫丫骑着她的布老虎，笑得咯咯响。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玉秀忽然提出要买地盖房。她说，我们挣了钱，不能老住在老屋里。我想了想，也该盖房了。可村里人多嘴杂，有人说我们露富，有人说我们的钱来路不正。玉秀说，嘴长在别人身上，你管他们干什么。

我们请了村里的泥瓦匠，拆了旧屋的一角，开始盖新房。那年我爹留给我的土坯房，变成了三间敞亮的红砖大瓦房，院子拉大了，还打了井。我站在新房的台阶上，恍惚觉得像做梦。玉秀抱着丫丫在院里栽葡萄，说，等葡萄爬满架，咱们再养几盆花，以后在院里吃饭，凉快。

我笑，说，咱是庄稼人，学什么城里人。她白我一眼，说，庄稼人就不能在院里吃饭了？庄稼人就不能种花养葡萄了？我看着她的眼睛，第一次觉得，玉秀其实从来不懒。她只是不想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她心里的世界，比村里所有人都大。

可也正是因为她的“大”，我们之间出现了最严重的一次裂痕。

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们终于攒下了一笔可观的积蓄。玉秀提出去省城看看，说想考察一下蔬菜批发市场，说不定可以把生意做到省城去。我那时候刚把县店的生意理顺，累得够呛，只想在家歇两年。更何况，我从来没出过那么远的门，心里发怵。

玉秀说，你不想去，那我自己去。我说不行，一个女人单独出门不安全。她说，你陪我去。我烦了，说，去什么去！日子好不容易好过点，你折腾什么！

玉秀脸色一沉，没再说话。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背对背睡。半夜，我听见她在哭，很轻，压抑着，怕吵醒丫丫。我的心像被猫抓了一下，翻过身想抱她，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第二天，玉秀带着丫丫回娘家了。我以为她生气住两天就回来，结果等了七八天都没动静。我去她娘家接她，她不肯回，说，陈大壮，你知不知道村里人怎么说我们？说我们是暴发户，说我的钱来路不正，说你陈大壮没文化，全靠媳妇挣钱。你不争气，行，我争。可连你也不支持我。

我站在院子里，太阳明晃晃的，晒得我脖子发烫。我说，我不是不支持你，我是觉得……怕了。玉秀问，怕什么？我说，怕离得太远，咱们的心就远了。

她沉默了。过了很久，她走出来，站在我面前。她比我矮半个头，得仰着脸看我。她说，陈大壮，你的心就那么小？小到装不下外面一点东西？

我喉头发紧，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知道她说得对，可我就是迈不出那一步。从小在村里长大，最远去过县城，省城对我来说，远得像天边。我怕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城里人看不起，怕自己不懂那里的规矩，怕一切陌生的东西。

玉秀没有逼我。她当天带着丫丫回了家，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回家后，她照样做饭、洗衣、管账、看店。日子看上去和以前一样，可我们之间隔了层膜。我们睡一张床，却很少说话。她看她的账本，我编我的竹筐。丫丫在我们中间跑来跑去，像一条小小的河流。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玉秀的话：“你的心就那么小？”我承认，我害怕。从前穷，穷得踏实。现在有钱了，反倒不踏实了。我怕失去，怕变化，怕自己配不上她。

有一天，我送货路过镇中学，看见教室里坐满了学生。我鬼使神差地停下三轮车，站在窗外看了好一会儿。黑板上写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忽然想起玉秀说过，你大字不识几个，能干啥？这些年，账是她管，货单是她填，跟外头公司打交道也是她出面。我除了骑三轮车跑腿，还会干啥？要是没有玉秀，我陈大壮算个屁。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把玉秀拉到屋里，从箱子底拿出一个铁盒。我说，我报了个夜校，学认字。玉秀愣住了。我接着说，等我把字认全了，我陪你去省城。她看着我，眼里慢慢涌上泪。她笑了，说，好。

从那天起，我每天收工后骑四十里地去镇上上夜校。那一年，我二十八岁。班上的同学都是十六七岁的娃娃。老师叫我叔叔，孩子们笑我是“大龄学生”。我不在乎。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一本一本的作业写。手指头粗，握笔像握锄头，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玉秀每天晚上帮我检查，教我拼音，教我查字典。

慢慢地，我能读报纸了，能看懂了合同，能自己跑邮局寄信了。一九八七年春天，我们俩带着丫丫去了省城。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车厢里人挤人，我一手抱着丫丫，一手攥着玉秀的手。她靠在我肩上，小声说，陈大壮，你怕吗？我说，怕，但更怕你跑了。

她捶了我一拳，笑了。

省城之行，虽没谈成什么大生意，却彻底打开了我的眼界。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找到了更多的机会。回来后，我们扩大生意，从种子化肥扩展到小型农机具和农资配件。玉秀还和一个省城的客商谈成了长期供货协议。我们的日子，真正红火起来了。

日子久了，村里人不再说玉秀懒了。反而说陈大壮命好，娶了个会过日子的媳妇。可只有我知道，玉秀的好，从来不是一句“勤快”能概括的。她教会我的，是一整套活法。她让我从一个只会埋头刨地的穷小子，变成了一个敢想敢干的人。

丫丫五岁那年，有一天在院子里追蝴蝶，摔了一跤。玉秀跑过去抱她，丫头委屈得哇哇大哭。玉秀替她拍土，说，不哭不哭，娘给你抓蝴蝶。丫丫含着泪说，娘，你当年追蝴蝶，摔过吗？玉秀笑了，说，娘没摔过，娘在田埂上睡大觉呢。丫丫眨巴着眼睛，似懂非懂。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乘凉。葡萄已经爬上了架，叶子密密匝匝，月光漏下来，洒了一地碎银。丫丫趴在我腿上睡着了。玉秀轻轻摇着蒲扇，忽然说，大壮，你后不后悔当年娶了我？

我没急着回答。我想起八三年春天，我穿着借来的中山装，站在门口迎她。她下了轿，凤冠霞帔，脸平静如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被全村人嫌懒的女人，会把我从泥土里拉出来，活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说，玉秀，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就是那天没听我表姨的话。

玉秀笑了，眼睛在月光下亮晶晶的。她说，我也是。

窗外的葡萄叶子轻轻晃动，像在重复一个讲了很久的故事。故事里有田埂上的草帽，有煤油灯下的账本，有医院走廊上的冷馒头，还有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虎头鞋。这些片段拼在一起，拼成了我们的前半生。

八三年我娶了全村最懒的女人，她从不下田，却让我成了全村第一个万元户。可我知道，她给我的远不止这一万两千块钱。她给了我一双看世界的眼睛，给我一个配得上“陈大壮”三个字的活法。

如今，葡萄成熟了。丫丫在院里跑，虎头鞋早穿不下了，被玉秀收在箱底。我偶尔翻出来看看，鞋面上的虎头还瞪着圆眼，额头的“王”字依然精神。我娘当年在病床上说，等丫丫大了，鞋就穿不上了。她没说错。可这份心意，穿不上也一直在。

玉秀从屋里端出两碗绿豆汤，在我身边坐下。我端起碗喝了一大口，凉丝丝的，一直甜到心里。她拿过蒲扇给我扇风，说，慢点喝，没人抢。我放下碗，握住她拿扇子的手。那手上有薄薄的茧，有洗不掉的油墨味儿。这双手，绣过歪歪扭扭的鸳鸯，也写过密密麻麻的账本，抱过丫丫，也替我擦过汗。

我娘说过，玉秀这女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她说错了。玉秀的肩膀，扛得起一座山。她的手，推开了一扇扇我从前不敢推的门。

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是村里不知谁家的。月亮升到了中天，亮堂堂地照着。我偏头去看玉秀，她正仰脸看葡萄叶间漏下的月光，嘴角带着淡淡的笑。那神情，和八三年春天在镇茶馆里初见时一模一样。淡淡的，又笃定。

我忽然想，等明天天亮了，我要再去一趟我娘的坟前，告诉她：娘，你当年说谁娶玉秀谁倒霉。你错了。她是咱家最大的福气。

夜色温柔，虫鸣四起。玉秀靠在我肩头，像是倦了。我没有动，由她靠着。手里的绿豆汤早喝完了，碗底还留着一层细沙似的甜。我把它轻轻放在脚边，抬头看月亮。

月是故乡明。

明的不只是月亮，还有身边这个人眼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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