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分手那天，男友放狠话，他说这辈子最好别遇到他，下

我追陆砚的理由很肤浅——他长得太绝，就算分手我也不吃亏。

我费尽心机偶遇他七次，他连眼皮都没抬。第八次换了策略，在模拟法庭上把他辩到哑口无言。当晚他堵在我宿舍楼下，嘴角噙着笑：“你想追我？”

行。但他提了个条件：毕业就分手，谁也不纠缠。

一年后。

我站在淮海路金融中心楼下，仰头数了数楼层。玻璃幕墙反射着七月的日光，刺得我眯起眼。铭诚律师事务所，二十一至二十四楼，华东区排名前三的律所，我投了三次简历、面了两轮试，终于拿下了行政岗的offer。

月薪八千，双休，五险一金，补充医疗保险。

最后那条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我的病情在半年前趋于稳定，激素药减到了维持剂量，脸上的红斑也退得几乎看不见。主治医生说只要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正常生活没有问题。于是我搬出了父母家，开始投简历。我需要一份能覆盖治疗费用的工作，需要重新活得像一个正常人。

入职流程走了整整一上午。填表、签合同、录指纹、领工卡、办工资卡，人事部的小姑娘叫周恬，圆脸爱笑，带着我挨个部门认人。走到二十一楼的时候她忽然压低声音：“姜小姐，有件事我得提前跟你说——我们老板脾气不太好，你做事仔细些，别往枪口上撞。”

我乖巧点头。心想我一个底层行政，每天的工作就是收发文件、安排会议室、订盒饭，能跟大老板打几次照面？

下午三点，周恬抱着一摞文件小跑到我工位前，脸色发苦：“鹿鹿姐救命！我肚子疼要去趟医院，这些标书得马上送到总裁办公室签字，你帮帮忙！”

我接过文件，扫了一眼电梯间的楼层指引。总裁办公室，二十一楼东侧尽头。

电梯上行的时候我还在想，新公司的总裁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能把律所做到这个规模，大概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或者精明干练的中年女性——总之跟我不会有任何交集。

电梯门开，走廊铺着深灰色的地毯，墙上挂着律所的历年荣誉牌匾。总裁办公室的门是深胡桃木色的，门牌上烫金的字写着“执行合伙人”。我深吸一口气，敲了三下。

里面没有回应。

我又敲了三下，还是没声音。

我犹豫了一下，轻轻推开门。办公室很大，落地窗占了整整一面墙，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上切出明暗条纹。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人，正低头翻看什么文件，修长的手指夹着一支钢笔，袖口卷到小臂，露出一截线条利落的手腕。

“您好，我是新来的行政，来送标书。”我端着职业微笑走过去，把文件放在办公桌边缘。

那个人抬起头。

钢笔啪嗒一声掉在桌面上，滚了两圈，停在一份判决书旁边。

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样钉在原地。

陆砚。

他穿着深灰色的西装，比一年前瘦了一些，下颌线更加锋利分明。眉眼间那股轻佻散漫消失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刀锋般的冷锐。他看着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闯入者，瞳孔深处的某种东西却在一瞬间剧烈翻涌，然后被他硬生生压下去，归于一片沉暗的平静。

办公室里的空气像被抽走了，我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他缓缓靠向椅背，双手交叠放在桌上，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食指关节。那个动作我太熟悉了——他在压着什么情绪的时候就会这样。

“姜鹿。”他念我的名字，语调平淡得像在读一份枯燥的案卷，“好久不见。”

我张了张嘴，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擦过喉咙：“陆……陆总好。”

他那句“那你最好祈祷，以后别再遇见我”在耳边炸开，清晰得像昨天才说过。我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后背撞上了门框。

他站起来，绕过办公桌，一步步朝我走过来。皮鞋踩在地毯上几乎没有声音，但每一步都像踩在我心口上。他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停下，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近到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冷淡的雪松味，和一年前他用过的皂角香不同，更冷，更有距离感。

“标书放这儿就行，”他的视线从我的工牌上掠过，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但眼底没有任何笑意，“姜助理。”

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比冰还凉。

我几乎是逃出那间办公室的。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靠着冰凉的金属内壁，双腿发软，指尖止不住地抖。

一年。整整一年。我在出租屋里吃了三个月的激素药，胖了十五斤又瘦回去，在医院走廊里等化验结果等到天黑，把所有社交账号都换了一遍，搬了家换了手机号，恨不得从世界上彻底蒸发。结果命运兜了个大圈，把我直接扔回到他面前，还附带了一份雇佣关系。

回到工位的时候，周恬从医院回来了，看我脸色不对，小心翼翼地问怎么了。我说没事，新老板确实脾气不太好。

她说的是“不好”，我说的是“不太好”。

差了一个字，中间隔着我欠他的所有解释。

---

入职第一周，我彻底理解了周恬那句“脾气不太好”是什么意思。

陆砚的刁难精确得像手术刀，刀刀避开要害，却又刀刀让人疼得说不出话。

第一天，他说咖啡太烫。我换了温的。第二天，他说太凉。第三天，他说糖少了。第四天，我端着他惯常的口味进去——美式，不加糖不加奶，水温控制在八十五度——他低头看了一眼，端起来抿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回托盘。

“倒掉，”他头也不抬地翻着文件，“换一杯。”

“请问……哪里不合适？”

他终于抬眼看我，目光冷淡得像看一盆绿植——对，就是当年追他时那种看绿植的眼神，熟悉得让我心口发酸。

“温度不对。”

“八十五度，您之前说——”

“现在不喜欢了。”

我端着杯子走出去，在茶水间里站了整整三分钟，深呼吸了五次，才把涌上喉咙口的酸涩和委屈一起咽回去。

第五天，他开始挑文件的毛病。排版格式不对——律所内部的标书模板是我入职前三天学的，他说的“不对”是标题字号比标准大了一号，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他拿尺子量的。装订顺序有误——我按主管给的清单整理了三遍，他说不对，因为他的习惯和主管的习惯不一样。

“重做。”他把文件推回我面前，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陆总，能不能一次性告诉我您的具体要求？”我抱着那摞沉甸甸的标书，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专业冷静，“这样反复修改影响效率。”

他靠在椅背上，好整以暇地看着我，嘴角弯起一个让我后背发凉的弧度：“姜助理，你的工作就是满足我的要求。至于效率——”他顿了顿，“那是你该考虑的事，不是我。”

我咬紧后槽牙，转身走出去。

走廊里遇到了律所的合伙人之一，陈律，一个四十多岁笑起来像弥勒佛的胖大叔。他看了一眼我怀里的标书，了然似的叹了口气：“小姜啊，陆总最近心情不太好，你多担待。”

我苦笑。他哪里是心情不好，他是心情太好了，好到有精力变着法地折腾我。

第二周，他换了打法。开始在各种场合当众挑我的刺。

周一晨会，我负责会议室布置和资料分发。他在所有合伙人面前翻开资料，翻到第三页，忽然停住了。

“姜助理，”他举起那页纸，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整张会议桌的人都能听见，“客户名称打错了。恒源和恒沅，两个字差了三点水，三点水是两家完全不同的公司。你知不知道这个错误如果出现在正式标书里，意味着什么？”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的风声。七八双眼睛齐刷刷看向我，有同情，有惊讶，更多的是看热闹。我的脸烧得发烫，指甲掐进掌心，声音绷得死紧：“抱歉，我重新打印。”

“不用了，”他把资料丢在桌上，“陈律那份是对的，两个人看一份吧。你出去。”

你出去。三个字，轻描淡写，像打发一个送外卖的。

我退出会议室的时候，后背的衣服被冷汗浸湿了一片。

周三下午，他把一份英文合同扔在我桌上，让我下班前翻译完。我翻了翻，十九页，满纸的法律英语术语，别说我一个行政，就是翻译专业的来也得做一整天。

“陆总，这个量下班前完成不太现实——”

“做不到？”他从我工位旁走过，脚步都没停，“那你可以考虑换一份更适合你能力的工作。”

我死死盯着他的背影，把那句“老娘不干了”硬生生嚼碎了吞回去。

我不能辞职。我需要医保覆盖我的治疗费用，需要每个月的固定收入买药、做检查。狼疮患者不能断药，断了就是拿命赌。

所以我忍。

咖啡倒掉重泡，标书改完又改，翻译熬到凌晨三点做完，第二天照常九点打卡上班，挂着黑眼圈和职业微笑把文件放在他桌上。他看了一眼翻译稿，没有夸奖，也没有再挑刺，只是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句“可以了”。

就这三个字，我竟然觉得鼻子一酸。

但忍耐是有极限的。

第三周的某个深夜，我被留下来加班整理一份紧急文件的附件。全公司的人都走光了，我一个人蹲在档案室里翻找，低血糖突然犯了。眼前的档案柜开始旋转，冷汗瞬间湿透衬衫，我撑着柜子站起来，想去茶水间找颗糖，刚走到走廊，腿一软差点栽倒。

模糊间，我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从身后冲过来，一只手稳稳扶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托住我的腰，把我整个人撑住了。力道很大，带着一种近乎粗暴的急切。

我偏头，看见陆砚的脸。

他的表情和平时判若两人。那些冷淡、嘲讽、居高临下全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慌乱。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眉头拧得死紧，扶着我肩膀的手在微微发抖。

“姜鹿，”他的声音绷得像要断掉的弦，“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我站稳了，轻轻挣开他的手，往后退了一步。

“没事，”我说，“低血糖，吃点东西就好了。”

他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的慌张一点一点褪去，像潮水退潮后露出冷硬的礁石。他收回手，垂在身侧，指节攥紧又松开。

“没事就继续工作，”他的声音恢复了那种冰冷的平静，“文件今晚要。”

说完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走廊地板上，一步一步，节奏分毫不乱。但我看见了——他转身的那个瞬间，垂在身侧的手指抖得厉害，像刚经历了一场劫后余生。

我靠在茶水间的台面上，剥了一颗糖塞进嘴里。甜味在舌尖化开的瞬间，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他不是在报复我当初提分手。他是——他恨我。恨我当年走得那么干脆，恨我把约法三章当真，恨我让他那晚红着眼眶站在梧桐树下，像个输光了一切的傻子。

而他恨我的方式，就是在每一个能刁难我的细节里，反复确认我还在不在。

这个认知让我胸口发酸，酸得比任何一次被他当众训斥都要难受。

公司周年庆定在七月最后一个周五，地点是外滩那家需要提前三个月预约的江景酒店。

我作为行政岗，理所当然地被分配了最苦最累的活儿——场地布置、物料协调、供应商对接、座次安排。周年庆前三天，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四个小时，吃饭全靠便利店的饭团对付。林呦在电话里骂我不要命，我说等忙完这阵就好好休息，她说你每次都这么说。

活动当天下午四点，我开始觉得不太对劲。

胃部传来一阵熟悉的钝痛，起初只是隐隐的，我没当回事，吞了一片胃药继续盯着搭建公司装背景板。但到了六点宾客陆续入场的时候，疼痛已经从钝痛变成了绞痛，像有一只手在腹腔里反复拧搅。我扶着签到台的桌沿，额头沁出一层冷汗。

“姜助理，你怎么了？”周恬抱着一摞名牌经过，看我脸色不对，停下来问。

“没事，可能吃坏东西了，”我扯出一个笑，“你先去宴会厅，我缓一下就好。”

她没有多问，匆匆走了。签到台的灯光亮得刺眼，我慢慢蹲下身，把自己缩在桌子后面的阴影里。胃部的绞痛一波接一波，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衬衫的后背湿了一片。我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数着呼吸——这是主治医生教我的方法，疼的时候就数呼吸，数着数着就过去了。

我数到三十七的时候，一双黑色的皮鞋停在我面前。

“站起来。”陆砚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不带任何温度。

我仰头看他。他穿着一身剪裁精良的深蓝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胸口别着律所周年庆的纪念徽章。宴会厅里觥筹交错的声音透过门缝传过来，暖黄色的灯光打在他身后，把他的表情切割得明暗交错。

“我没事，陆总，”我撑着膝盖站起来，声音有一点飘，“您先入席，我马上——”

话没说完，又一阵剧痛袭来。我的膝盖不受控制地弯了一下，整个人往旁边歪过去。

他伸手了。

一只手稳稳扣住我的手臂，另一只手绕过我的后背，不由分说地把我整个人打横抱了起来。我本能地挣扎了一下，他低头看我，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像淬了火：“别动。”

我没有力气反抗了。

他抱着我，大步穿过宴会厅外的走廊，经过衣香鬓影的宾客，经过端着托盘的服务生，经过端着酒杯正在谈笑风生的合伙人。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手里的酒杯停在半空中，陈律那张弥勒佛一样的脸上写满了震惊。

所有的目光都落在我们身上。

我把脸埋进他的西装衣领里，闭上眼睛。他身上那股冷淡的雪松味扑鼻而来，和一年前不一样的味道，但被这个味道包裹着的时候，胃里的绞痛好像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了。

“陆砚，”我闭着眼睛，声音轻得只有他能听见，“你放我下来，我缓缓就好……”

“闭嘴。”他的声音从胸腔里传来，闷闷地震着我的耳膜，“再说话我把你扔黄浦江里。”

他的步子迈得又大又急，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急促的声响。我能感觉到他的手臂在收紧，像是怕我滑下去，又像是在克制着什么。

他把我抱进了地下停车场的车里，不是后座，是副驾驶。他弯下腰帮我系安全带的时候，我们的距离近到我能看清他睫毛的弧度。他的手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很稳，和他平时的冷淡判若两人。

“哪家医院？”他发动车子，偏头问我。

“不用去医院，回家休息一下就行——”

“姜鹿。”他打断我，声音忽然拔高了半度，然后又猛地压下去，方向盘被他攥得皮革发出细微的吱嘎声。他深吸一口气，再开口时声音是哑的：“别让我问第三遍。”

我报了医院的名字。

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去。

一路上他都没有说话。车窗外的霓虹灯光掠过他的侧脸，他的下颌绷得很紧，嘴唇抿成一条线，盯着前方道路的眼神专注得近乎凶狠。车里的空调开得很低，冷风呼呼地吹，但他额头上有细密的汗。

我靠在座椅上，胃痛一波一波地涌上来又退下去，意识在清醒和模糊之间反复横跳。恍惚间好像回到了那年冬天，他撑着伞来接我下班，手里拎着那双乳白色的雨靴，鞋码分毫不差。

到了医院急诊，他几乎是把我从车里拽出来的。我被他半抱着穿过急诊大厅，他一手托着我，一手掏出手机打电话。不到五分钟，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匆匆赶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这家医院副院长的儿子，律所的客户，被陆砚一个电话从家里叫来的。

急诊医生做了初步检查，急性胃炎，疲劳和饮食不规律引起的，需要输液留观。

我躺在留观室的病床上，手背上扎着输液针，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坠。陆砚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西装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领带松了一大半，头发被他抓得有些凌乱。

他手里拿着我的病历本。

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护士抽血做检查的时候，从我的手提包里翻出了医保卡和病历本，顺手递给了他。病历本上清清楚楚写着我的病史：系统性红斑狼疮，确诊时间一年三个月，用药记录、复诊记录、化验单，整整齐齐，一页都不少。

他低着头，一页一页地翻。病房里的日光灯把他的脸色照得发白，翻页的手指越来越慢，最后停在某一个页面上，停了好久。

我知道他停在哪一页。

那是确诊当天的记录。日期是我们分手前一周。

他合上病历本，放在床头柜上。动作很轻，但放下之后手没有收回去，就那么搁在病历本的封面上，指节攥得发白。

沉默持续了很久。

“一年前，是这个原因？”他开口了，嗓音粗粝得像砂纸擦过石头。

我看着天花板，没有说话。

“姜鹿，”他站起来，俯身把双手撑在我枕头的两侧，把我困在他和病床之间的方寸之地里。这个距离近到避无可避，我被迫对上他的眼睛——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烧穿了，露出底下滚烫的、脆弱的、压抑了整整一年的东西。

“你当初跟我分手，”他一字一顿，“是觉得自己会拖累我？”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你觉得你得了这个病，就会拖累我的前途，所以就跟我提分手？”他的声音在发抖，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在发抖，“就因为这个？”

“陆砚……”我的声音又干又哑，“我那时候的情况很不好，医生说可能会反复发作，需要终身服药，不能累不能晒，连生孩子都有风险——你让我怎么跟你在一起？”

“所以你就替我做决定？”

他的拳头砸在床沿上，发出一声闷响。输液架被震得晃了一下，针头扎进血管的位置传来一阵细微的刺痛。他的眼眶红得吓人，瞪着我，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

“姜鹿，你凭什么？”他的声音低下来，低到几乎是气声，但每一个字都带着钝刀割肉的力道，“你凭什么觉得我陆砚会怕这些？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在乎什么前途什么负担？你凭什么——凭什么连一个选择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嘴唇翕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直起身，背对我站了很久。留观室里只有输液泵微弱的滴滴声，和他压抑着的、粗重的呼吸。当他再转过身来的时候，眼眶还是红的，但那股子暴烈的情绪已经被他硬生生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疲惫的、柔软的、近乎恳求的认真。

他在床边蹲下来，握住我那只没有扎针的手。他的掌心很热，比一年前更热，手指收得很紧，像握着一个失而复得的东西。

“一年前你为什么走，我现在不想知道了。”他的拇指轻轻摩挲我的手背，声音哑得像裹了一层砂，“但你给我听好——你要是还敢跑，我打断你的腿。”

他说这句狠话的时候，眼眶是红的，声音是抖的。那么骄傲的一个人，蹲在急诊留观室的床边，握着我的手，眼眶红得像个被抢了糖的孩子。

输液管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地往下坠。

我愣愣地看着他。那些我筑了一年的墙，那些我反复背诵的理智、清醒和“为你好”，在这一刻全部碎成了渣。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第一声还没出口，眼泪就先掉下来了。

不是无声流泪，是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的、狼狈的、毫无形象的哭法。哭我这一年的委屈、恐惧和孤独，哭我每天早上对着镜子看脸上有没有红斑的小心翼翼，哭我一个人在医院走廊里等化验结果的无数个下午，哭我把他的草莓保鲜盒洗干净了收在柜子里却不敢打开看一眼的每一个深夜。

他没有说话，只是把我攥紧的手摊开，一根一根地扣进他的指缝里，十指相扣，和他从前在那条梧桐树小路上牵我的方式一模一样。

“别哭了，”他说，“草莓给你买了。”

我哭得更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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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后，陆砚给我批了一周的带薪病假。

准确地说，不是“批”，是“通知”。他在我出院的第二天早上出现在我出租屋门口，手里拎着一个保温袋和一份文件。保温袋里是小米粥和水煮蛋，文件是一份盖了律所公章的强制休假通知书，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休假期间工资照发，医保照缴，恢复上班需提供三甲医院体检合格证明，以上决定即日生效，不得申诉。

“陆砚，你这个文件不合法，”我靠在门框上，哭笑不得，“劳动法没有强制休假这一条。”

“我定的规矩就是规矩，”他把我往屋里推了一步，自己跟着进来，反手把门带上，“当初约法三章是我定的，你遵守了。现在这个规矩也是我定的，你也得遵守。”

提到约法三章，我们两个人都安静了一瞬。

那四个字像一个旧伤疤，不碰不疼，碰了才知道一直没长好。

他在我那张小得转不开身的沙发上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茶几上。纸袋的封口是撕开的，里面的文件露出来一角——我认得那个颜色，省人民医院的蓝白封皮，风湿免疫科的门诊病历。

“你从哪里拿的？”我盯着那个纸袋。

“毕业那天，你让林呦帮你退宿舍的行李，她不小心多拿了一袋，”他的声音很平静，“我在里面找到的。”

我愣在原地。毕业那天，林呦确实帮我收拾过行李。我让她帮我把枕头底下的东西也带上，她说好。后来我检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袋，以为是搬家公司弄丢了，为此还难过了很久。

原来在他那里。

“你看过了？”

“看了一整年。”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姜鹿，我看了一整年那张诊断书、每一份化验单、每一张处方。你吃的什么药、隔多久复查一次、病情什么时候开始稳定的，我知道的比你父母都清楚。”

我的眼眶又开始发酸。

“所以你当初跟我分手，”他双手握住我的肩膀，掌心很热，力道很轻，像是在捧着什么易碎的东西，“是觉得自己会拖累我。你觉得自己配不上我了，所以就用那种方式把我推开——说什么是图我好看、不吃亏、好聚好散——姜鹿，你知不知道你说的那些话，我在脑子里翻来覆去想了一年？”

“陆砚……”

“你以为我会感激你的牺牲？”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又涩又苦，“我恨你的自我感动。恨你替我的人生做决定，恨你用一个假到不能再假的理由把我推开，恨你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却不让我陪你。”

他松开我的肩膀，退后一步，垂在身侧的手攥紧又松开，像是在做某个重要的决定。

“但是我想通了。”

他重新对上我的目光，眼眶微红，嘴角却弯起了一个弧度。那个弧度和他一年前站在路灯下问“行不行”的时候一模一样，带着几分小心翼翼，几分期待，和百分之百的认真。

“我不纠结过去的事。我只问你一句——姜鹿，从现在开始，没有毕业日期，没有约法三章，你愿不愿意？”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站在我那间堆满杂物的小出租屋里。窗外是老式小区的灰色墙壁，空调外机嗡嗡作响，茶几上放着凉了的小米粥。这个人穿着昂贵的定制西装，袖口的扣子价值我一个月工资，却站在这么逼仄的地方，问我要不要跟他重新开始。

我往前走了一步。

又走了一步。

然后踮起脚尖，伸手环住了他的脖子。他的身体僵了一瞬，随即收紧双臂，把我整个人箍进怀里。力气大得像要把我揉进骨头里，勒得我肋骨都在抗议。他的下巴抵在我的发顶，呼吸滚烫地拂过我的头皮，我听见他喉结滚动的声音。

“姜鹿，”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闷闷的，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初答应你那个该死的约法三章。”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我埋在他胸口，声音闷闷的。

“因为怕你不答应，”他说，“我以为你追我就是闹着玩，不提条件你不会当真。结果后来闹着玩的人变成我自己了。”

我在他怀里笑出声，笑着笑着眼眶又湿了。

他在我家待到很晚。我们叫了外卖，坐在沙发上各吃各的，电视里放着不知名的综艺节目，笑得夸张又聒噪。吃完他把餐盒收干净，把茶几擦了，甚至把我堆在水槽里的碗也洗了。我靠在厨房门口看他挽着袖子洗碗，心想这个人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在谈判桌上翻云覆雨，现在在我家的水槽前刷碗，动作认真得像在审阅一份法律意见书。

“看够了没有？”他没回头，声音懒懒的。

“没够，”我实话实说，“你洗碗比在办公室训人的时候好看。”

他关了水龙头，转过身来，手上的泡沫还没冲干净，就这么走到我面前，把泡沫点在我鼻尖上。凉丝丝的，我往后躲了一下，他伸手按住我的后颈，把我拉回来。

额头抵着额头，鼻尖对着鼻尖。

“以后不会训你了，”他说，“但是你得答应我几件事。”

“什么？”

“第一，不许再替我做决定。第二，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按时复查。第三——”他顿了顿，眼神忽然变得有点闪躲，耳尖浮起一层可疑的薄红，“第三，下次想分手的时候，先揍我一顿再说，别跑。”

“你是律师，家暴犯法。”

“那就揍完再报警，我在拘留所里等你消气。”

我看着他那张写满认真又带着几分窘迫的脸，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