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案》原型与莫言同班受训，出书自曝犯罪心理，刘永坤颠覆认知

卞记旅馆灭门案发生后，警方立马成立了专案组。

刘永坤和汪向前的这次杀人抢劫本来就是临时起意，为此两个人在作案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除此之外，关于这场灭门案还有很多目击证人，在三楼打牌的那堆人，服务员甘翠娣，还有联防队的那个小警察。

这些人跟刘永坤和汪向前打过的照面可不仅仅是一次，对其都有印象，但是只有甘翠娣见得最多，因此对于两个人的外貌特征描述得最准确。

很快警方就临摹出了两个人的肖像，几乎非常的符合两个人的真实面貌。

由于目击者比较多，作案时间也很快推测了出来。

与此同时，根据水杯上的指纹也采集到了嫌犯可能留下的指纹，还有地上遗留的香烟品牌，帮助警察们把嫌犯的老家锁定在了皖南地区。

最为关键的是，刘永坤现场留下了一枚鞋印比较特殊，使得警察们再次顺着线索知道了制鞋厂。

可以说，这些证据一串连着一串，方向非常明确。

案子发生后的黄金72小时内，警察们也尽心尽力，反应够迅速，也够及时。

但还是让刘永坤和汪向前跑了。

可见，这两个人不仅会反侦察，心理素质也够硬，能够在众多警力的围追堵截下，顺利逃回了老家。

一、刘永坤回家

刘永坤和汪向前从皖南来到上秀就是为了抢劫暴富的，因此他们刚来的时候，到处逛荡，不仅仅是物色可以下手的目标，还到处观察上秀的布局，以及离开上秀的路线。

这也是警察们调集了大量警力也没有抓到他们的根源。

“犯罪嫌疑人想要离开上秀，最直接最符合逻辑的方式就是乘车从三一八过道离开。“

这是警察们根据现有的情况推测得出的结果，可是警方布控了警察依旧没有任何的线索。

这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刘永坤和汪向前预测到了警方的预测。

案发当天晚上，有两趟省际大巴车经过了上秀，经过调查发现，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对于货车和私家车，警方也进行了调查询问，同样也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不得不说，刘永坤这两个人的警惕一是非常高。

他们就这样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偷偷溜回了家。

在卞记旅馆，两个人没有抢到多少钱，回到家里，刘永坤依旧为生活所奔波。

家里的孩子和老婆，都需要开支，这对他而言，也是个很大的压力。

刘永坤一回家，孩子就高烧不退，他岳父说，大概是家里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这让刘永坤想起了从死去的卞福手上撸下来的金戒指。

为了孩子，也因为心虚，他跑去金店准备变卖这个戒指。

在金店，老板从戒指内侧擦出了血迹，便猜测这个戒指来路不明，为此他故意压价，只给400块钱。

这个价格远远低于现在的金价，于是刘永坤又拿着戒指走了。

可毕竟这个戒指来路不明，刘永坤拿着它也惴惴不安。

在小吃店吃饭的时候，他拿着戒指端详，老板娘一句话，吓得他魂不守舍，把戒指都丢了。

可见，他心里还是怕的，不是怕四条人命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而是担心死人的东西会给自己带来厄运。

法律的审判、人间的公道，在他心里远不及虚无缥缈的报应威慑力。

即便双手沾染鲜血，他从未真正愧疚悔过，不曾为逝去的四条生命有过半分怜悯，日夜煎熬的从来不是罪责，只是迷信催生的恐惧。

这才是刘永坤身上最可怕的一点。

最后，刘永坤还是没有把这个金戒指卖出去。

警方一直觉得刘永坤和汪向前来上秀就是为了抢劫，最后钱没有抢到多少，最贵的就是那枚金戒指，一定会出手。

可是刘永坤比他们更谨慎，即便生活拮据，也没有把金戒指出手。

他深知若是戒指被卖出了，自己当时在犯罪现场又留下了那么多的证据，很快就会被警察盯上。

在犯罪心理学中，这种行为属于规避确定性高风险的防御型犯罪心理，也就是说罪犯在明确感知自身已留存作案痕迹、处于警方侦查视野的前提下，会主动压制贪欲，放弃即时犯罪收益，优先保障自身人身安全，最大化降低落网概率。

与此同时，刘永坤的克制还体现了罪犯侥幸心理与审慎心理的博弈制衡。

所有涉案罪犯都会存在侥幸心理，幻想自己能够逃脱法律制裁，但大部分底层罪犯的侥幸是盲目且冲动的，只会寄希望于警方无法侦破案件。

而刘永坤的侥幸是建立在理性判断之上的，他没有被动等待警方排查落空，而是主动采取规避行为，切断自己与案件的最后关联通道。

他深知，现代刑侦体系中，金戒指的流通轨迹是最直接的侦查线索，金店、二手饰品交易市场、私人转手渠道，都留有可追溯的交易记录与人证线索。

一旦赃物流通，警方便能顺着销赃链条，精准锁定嫌疑人，串联起所有作案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

刘永坤之所以能够预判到这么多，因为他本身就是个作家，读过的书多，知道的东西也多，属于认知层面比较高的犯罪分子。

他和汪向前合伙作案的时候，很明显，在策划方面，刘永坤更具有主导性。

这起案子，最令警方头痛的就是，刘永坤“宁受穷、不销赃”的行为。

这暴露了他低冲动性、高自控力的犯罪人格特质。

刘永坤在作案结束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犯罪认知，即便生活困顿带来的经济压力持续拉扯他的内心，他依然能强行压制本能的贪欲，坚守风险底线。

这种极强的自我管控能力，也让他成为了更具隐蔽性、更难抓捕的犯罪个体。

而汪向前的一切行动，都是听从刘永坤的安排，这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隐藏了自己。

这个案子在证据很足的情况下，依旧成为了悬案，过了22年后才侦破。

这也告诉了人们，其实真正难以侦破的刑事案件，往往不是源于罪犯的作案手法有多高明，而是来自罪犯作案后清醒的风险认知、极致的自我克制与成熟的反侦察心理。

二、灭口唯一人证

刘永坤在老家一直没有出去。

很快警方顺着鞋子的特殊印记找到了曙光鞋厂。

刘永坤穿得那双鞋底很厚有被烧过痕迹的鞋子出自曙光鞋厂。

鞋厂发生过一场火灾，在救活的过程中，被工人们偷拿走了很多被烧了一部分的鞋子。

刘永坤的同村老乡汪国方也是曙光鞋厂的工人，他参与了偷运鞋子，因此分到了五双鞋子。

他卖掉了四双，自己留了一双。

有一次刘永坤去他家里串门，听到汪国方因为不会写名字便想着给孩子改名字，于是便主动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做汪路双，寓意女孩子有两条路可以走。

汪国方介于两个人关系比较好，便把自己留的这双鞋给了刘永坤。

鞋子质量比较好，因此好体面的刘永坤一直穿在脚上，即便有瑕疵也爱不释手。

可是他没想到，这双鞋子竟然成为了警方找到他的关键证据。

在曙光鞋厂，汪国方主动承认了拿鞋子的事情，看着通缉令上的照片以及回想自己卖鞋子的顾客，有两次他都差一点就联系到了刘永坤身上，但是恰好每次都被打断了。

这就是因为这两次错过，不仅让刘永坤从警察的眼皮底下溜走，更让自己丧了命。

刘永坤知道警察大张旗鼓地悬赏缉拿自己，做梦都梦到被警方找到。

他不停地回忆自己可能留下的证据，想到了汪国方。

汪国方对刘永坤和汪向前而言，就是个定时炸弹，于是他们两个人把汪国方约到河边，趁其不备按进水里，营造出一副溺水而亡的假象，对其灭口。

犯罪心理学中的证人恐惧效应指出：重度犯罪者极度恐惧“边缘知情者”的反水与暴露。

相较于深度绑定的同伙汪向前，汪国方独立性更强、心理防线更脆弱，没有共同重罪的捆绑束缚，一旦被警方排查、审讯突破，极易全盘交代线索，直接坐实刘永坤的犯罪事实。

于是他毫不犹豫杀害了汪国方。

由此可见，犯罪行为一旦开启，就会形成不可逆的恶性循环。

在汪国方这个最大的威胁被灭口后，警方彻底断了关于刘永坤和汪向前的线索。

此后，刘永坤继续深耕文学创作，而汪向前也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两个人开始了与以前截然相反的人生。

刘永坤的原型也很出名。

原型刘永彪与诺贝儿文学家作家莫言曾经共同为1990年鲁迅文学院研修班的同期同学。

这次进修是刘永彪自费进修的，可见他对于文学创作非常的执着，虽然跟莫言只是短期的同班同学，还是两个人还有共同合影。

这次交集，后来成为了刘永彪一生最荣光的经历。

刘永彪在犯案逃脱之后，很快成为了安徽的文坛名作家。

最为猖狂的是，刘永彪还根据自己的罪行写了一本小说《难言之隐》，里面的很多情节被认为映射其罪行。

可见他这个人有多么的自大。

明明刘永彪可以有另一种人生的，若不是当年的一念之差，或许刘永彪的文学成就更高。

但是善恶之间的鸿沟太大，一旦走上了恶的道路，便是一生的罪孽，即便再多的成就也掩盖不了所犯下的罪行。